八十年代，王賡武教授擔任香港大學校長期間，我訪問他談論大學應該怎樣為香港的未來培訓政治人才，賡武是研究歷史的，是我很欽佩的學者，我視他為我的好朋友。我記得當時他對我說，大學不是培訓政治人才的地方；政治人才是天生的，不是大學所能培訓的，但是，大學的任務是培訓能分辨出什麼是好的政治人才的人，培訓有思想有社會承擔的人，對於好的政治人才，他們會支持，對於不應當委以政治權力的人，他們會批評和反對。他的見解，我一直都沒有忘記。我很為港大有這麼一位校長感到光榮與欣慰。

王賡武從來都沒有說過大學要「政治中立」。大學是培養對文化對社會有認識有承擔的人，這種人，理所當然，在關鍵時刻，會關心政治，並且在政治問題上參與討論，作出判斷，決定自己應負起的責任。這種人，可能活躍參與，可能只作理性分析或感性的表達，但是大學沒有一個「保持政治中立」的任務與要求，大學的任務，是創立和維護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保障每一個在校園裏生活的人，都能發揮思想、言論和學術的自由，不但保障這個自由開放的環境，更鼓勵師生藉此培養自己思考、明辨和研究的能力和習慣。這種氣氛，與避談政治、小心翼翼，將一切問題改用政治中立的語言表述，真有天淵之別。自由開放是活潑而文明的；刻意避忌是充滿抑壓而曖昧的。

賡武任港大校長的年代，恰巧是高錕教授任中大校長的年代。高錕是個科學家，我雖然不熟悉他，但我很為中大有一位真正的科學家當校長感到十分高興，因為大學是做學問的地方，是把尋求真理、推廣人類知識放在第一位的地方。

科學家從來都沒有「政治中立」的要求；科學的求真，從來都是要與愚昧和偏見作戰，從來都追求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人文學家以天下為己任，科學家以謙和率直的心理看大自然，兩者都值得敬佩。但當年的中大港大，都沒有給予他們發揮的空間。今天，人們因諾貝爾獎而崇拜高錕，我只覺得無限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