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理」作為量度事情的準則，本身沒有絕對的對錯，但如果你我的準則不一、甚至相反，那就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讓我一切從理說起。你我理之間有分歧，是你我對利害的關注點不同。如果有一準則，有利的對你我都有利，有害的對你我都有害，這豈非稱得上「共同理」？人是群體動物，要共存就一定需要「共同理」。不要輕視「共同理」的重要性，它是「最基本人權」及所有法律背後的理據（ground），它可令人類共存。

康德認為人唯一的先天權（innate right；只要你是人就有的權）是自由選擇權（freedom of choice）。在人都是先天平等（innate equality）的原則下，要處理他們選擇同一物時的紛爭，就要在互相同等的制衡下，才可行使其自由選擇權。這亦是全人類之間唯一可以有的共識（共同理）。我怎樣限制你選，你也可以怎樣限制我選。

削弱與保障並行

如果自由選擇是每個人先天的權，「在互相制衡下自由選擇」便是人類共存時最基本的共同理；在此理下，保障的是人共存的「最基本人權」。表面看來，它削弱你個人的選擇權，但它其實是保障你的選擇權不受別人單向控制——你如何控制我，我也可以同樣控制你。

你毋須同意康德。不過，若你要反對別人有「在互相制衡下自由選擇」的「最基本人權」，你先要：一、不同意人有自由選擇權，你同意做別人的傀儡；二、不同意人是先天性平等的，你容許我規限你怎樣選，但你卻不可規限我選；三、你是別人「最基本人權」被侵下的受益者；四、你什麼都明白、同意，不過你選擇不講理；五、你根本不明我在說什麼。

國民之間共同要守的理便是法。所有法律都是要由明文寫出來的，康德稱此種法為「成文法」或「制訂法」（positive law）。當中涉及一位立法者（legislator），之後還需一位執法者，代表國家依法刑事控告違法者。最後，法制下還需一位仲裁者，依法審判所有訴訟。

法律都是用來同等地、同樣地保障所有國民有關方面的利益，立法時是假設全部國民都會受惠於此法，你若不同意，一是你移民他國，一是你嘗試改革。

康德在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指出，在既定的法制下，只要你認為某法不代表大部分市民的利益，你個人仍有自由據理去為大眾之事爭取改革。立法會的功能就是代表香港市民改革法制；但有別於公民抗命，此改革並不涉及公義問題。

某法對你的保障帶給你好處，但卻有損於我，而且不但如此，帶給我害處的，正正是你在享受中的好處。即是在國民中，存在利益相衝的群體（groups of conflicting interest）。這方面，「吸煙條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民主概念下的「少數服從多數」涉及兩個利害相對的群組，是其中一群的當道令對家一群受損。在此機制下，雖然少數人的利益被多數人奪去，但當中並不涉及權的問題。「佔中」是公民抗命，抗的是市民的「最基本人權」（選擇權） 及《基本法》賦予他們的「被選舉權」被奪。所以，「反佔中」簽名人數要多，也不能取代「佔中」，這不是一個「鬥人多」的問題。在現代文明社會的法制下，一個人的權被奪也嫌多，在此法制下，被侵權者有權提出訴訟。

現代文明社會，其管治理念、法制制訂是基於平等、自由、公平、人權等構成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的大原則，其下的所有法律，都是保障法制覆蓋下所有人的權：人權及國民權。

國民權可靠明文立法保障，但一些較複雜、較原則性的權，因為不能以法例的方式寫出來，所以不能靠法律明文保障。任何寫得出的法條：你應做、不應做什麼，都只是在嘗試實現法例背後的大原則，孝順父母是我國國民的共同理，即是我們都同意作父母的有「被孝順權」，我們雖不能立法要人孝順父母，但在稅制中卻可提供市民供養父母的免稅額等措施。

立法者訂立相關法例保障這種原則性的權時，很容易「出錯」，所立的法例並不保障立法過程中原來要保障的權。有政治私心的當權者更可以乘機推出一些愚民、似是而非、屬於歪理的「惡法」，奪去民眾此權。《基本法》要求提委會要「有廣泛代表性」，就是保障提委會成員是在全民互相制衡下組成，委員數目按比例代表全部選民。由這樣的提委會再「按民主程序」（即均衡參與）提名特首候選人，產生出來的候選人名單，亦會按比例地是選民最心儀的特首人選。

奪權之法屬「惡法」

在《基本法》要求的「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委會」及「提委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兩大原則下，特首候選人是在全部選民直接或間接互相制衡下產生出來的人選，再供選民自由選擇。因此，《基本法》本身根本就是保障「最基本人權」（選擇權）之法。

《基本法》給予我們的「選舉權」，不單是政府所說的「人人有得選」，「選舉權」根本就是一個「選擇權」的問題，最有可能在人民自由意願下獲選的人，得以晉身特首候選人行列，選民的「被選舉權」受保障。

政改立法就是要保障《基本法》給予香港市民以上這種有真正選擇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但政府打算推出的選舉方案，並沒有履行《基本法》中真普選的兩大原則，政府反而大搞只代表小圈子的提委會提名的非民主提名程序（例如不符合「均衡參與」的全票制），是政府在有法不依、強奪民權。奪權者、行不義也。

公民抗命背後的理據其實很簡單，人民若真的依照現行的法行事，他們行的便是不義：他們奪去別人本應有的權。奪權之法，「惡法」也。身為公民，我們可以要求自己守「法」；身為人，我們可以容許自己對別人行不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