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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0
一家之言 – 「八十後」社會運動的訴求
最近媒體對「八十後」社會運動非常關注，但政府與建制的傾向大體是如何解決這類「青年問題」，而不是從社會深層次矛盾的角度去了解。
「八十後」自然是泛指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但這些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並不滿意這項年齡標籤，他們自然希望運動有不同年齡的市民參與，而他們中間也有一九八○年之前出生者。
大學生懷理想摒拜金
目前年輕人上流向社會動機會比以前差是事實，但運動的參與者絕不認為他們的抗議行動和社會參與是基於「上位困難」，畢竟他們有理想、有能力。如果他們接受「中環價值」，他們躋身「成功人士」之列大有機會。
作者在大學任教初期，校園內對「四仔主義」—盡快擁有居所、汽車、配偶與孩子—出現一種批判的思潮。年輕大學生懷抱理想，摒除拜金主義的心態，希望能為社會、國家做點事，總是—值得尊敬。
現時「八十後」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同樣對政府和建制有強烈的批判態度，而秉持着追求公義的理想。現在一般年輕人與普羅市民分別不大，他們做人的態度相當功利，重視物質的成就，對前景不明朗的確有不少抱怨。
但「八十後」社運中堅的不滿當然不是基於本身的事業發展機遇，而是針對社會上的不公。從天星、皇后碼頭到喜帖街的抗爭，參與者顯然希望通過爭取公義取得生活上的意義與滿足。正因為在他們眼中，社會上的不公俯拾皆是，抗爭的意識自然強烈。
比七十年代不覺激烈
與六、七十年代本港學運比較，「八十後」的社運抗爭意識與行動的激烈不見得更強。他們有機會採取較為激烈的行動，主要是因為現階段政府與社會的容忍度比六、七十年代寬鬆很多。網絡媒介也為他們提供有效的溝通平台、更超脫的表達模式。
他們與其社運、學運的前輩比較，對意識形態和理論相對不重視，憤激之情亦相對淡化。不過真誠不滅，正因為少了意識形態的鋪陳，人情味可能更濃，把示威弄得像嘉年華，需要更多想像和創意。
隨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普羅市民享受不到生活水平的改善，以至貧富懸殊惡化，社會矛盾加劇，現階段本港主流價值的說服力、號召力大為削弱，對非主流價值的挑戰反應蒼白無力，缺乏過去那種理直氣壯的聲勢。
正因為如此，政府面對「八十後」社運的挑戰，沒有「吸納」與對話的勇氣，而是動員建制階層的組織對抗與施壓。大概高鐵的爭議比皇后碼頭與嘉悅街所牽涉的利益更大，因此施壓的現象更為明顯。七十年代西歐國家社運的領袖，到九十年代不少參政有成，大概香港的政制不民主，「八十後」的社運人士絕大多數都反對參選，要求與民主派的政黨保持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