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本港地產界巨商陳啟享批評香港淪為「二世祖」,只懂得向「阿爺」要求好處。不管市民同意與否,他的批評頗值得香港人反省。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承擔了重要角色,也從中獲利甚豐。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商業服務中心,正因為中國的崛起,成為香港的經濟腹地。隨着中國的開放與發展,香港的特殊地位逐漸消失,這是無可避免者。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中國北京、上海等最發達的大都會,不再視香港為模仿的對象,他們直接到紐約等金融中心取經,以求取得國際最先進的經驗。
香港優勢逐步減退
廣東也不再滿足於與香港「前鋪後廠」的關係;廣東一方面希望與《財富》雜誌首五百名的國際大企業合作,吸取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另一方面也採取「走出去」的戰略,力圖開拓本身的海外市場網絡。來自香港的投資不是不重要,不過不再是不可或缺了。
在不斷創新的發展過程中,香港與新加坡、台灣等了解到經濟發展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已成為一個成熟經濟體的香港,早已感受到成本上漲的壓力。如果不能有效地繼續提升本身的國際競爭力,經濟發展就會停滯不前。
作為一個小地方,香港難免遇到種種外來經濟困難的打擊。香港回歸前,中央着意維護它的安定繁榮,畢竟香港的回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一件大事;中國領導人要證明沒有英國人管治的香港,也能繼續發展。中國的支持,有助香港渡過亞太金融危機。
到禽流感打擊香港之際,「廿三條立法」引發香港政治危機,二○○三年七月一日超過五十萬市民上街遊行。中央政府不但經濟上支援香港力保其穩定,甚至動員沿海富庶省市經濟上支持香港。
政府須提供平台促進
至此在香港市民與內地接觸交流的各類場合,內地朋友經常談到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支持。香港的人均內地生產總值遠高於內地同胞,理論上香港對內地較為落後的中西部開發應該多出一分力,結果是本港媒體經常談論中央給香港「送禮」,實在令本港市民汗顏。
香港與內地經濟不斷整合,相互依存度只會繼續加強。香港當然不能只懂得伸手向中央政府要求種種好處而是應該發憤圖強,努力提升本身的國際競爭力;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研究與內地合作的種種方案,營造「雙贏」的局面。
香港從事中國研究的人才不少,不過與政府合作交流的機會實在不多。學術界其實在這方面可以為政府及工商界提供重要的諮詢服務,而不用耗費大量的公帑。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是一種提供平台的促進作用。
本港的工商界組織,同樣可以作為香港與內地地方政府合作的重要橋梁。它們不但可以補充政府人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它們不用考慮身分對等,與內地各級地方政府溝通,更為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