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五月廿一日,超過一百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隨後的兩個星期天,香港市民參與了規模相若、性質相同的遊行。在此之前,香港爭取民主、自由、人權遊行的人數從未超過一萬人。
天安門事件後,不少家庭積極考慮移民。不論成行與否,這種考慮,對有關人士的事業發展、婚姻生活和子女教育,自有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今天痕迹猶存
市民成長中的重要經歷
正因為香港社會在「天安門事件」所起的作用,香港被定性為「顛覆基地」,為防範歷史重演,中國領導層在《基本法》加入了第廿三條。二○○三年的「廿三條立法」的爭議,觸發了當年的「七‧一大遊行」以及其後董建華的下台。
當年的天安門事件加速了香港的民主化,八九年五月,行政、立法兩局達成共識,要求二○○三年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全部議席,以及在一九九七年以同樣方式產生立法會的一半議席,既然市民支持加速推動民主,港同盟等民主派組織亦合併以政黨形式出現,其後民主黨的選舉表現反映它贏得市民的支持。
「六四」事件成為大部分香港市民成長中的重要經歷,而不是單純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件歷史大事。香港人相當現實,容忍度亦高,政府高官不談「六四」,朋友輩在內地做生意避談「六四」,他們可以接受。但當特首以市民代表自居,違反了市民的基本價值觀,市民的反應就相當強烈。
「今日中國,明日香港」
當年「六四」遊行的一句口號「今日中國,明日香港」,反映市民了解到中港已成為命運共同體,市民希望中國走上富強之路,亦希望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中國沒有民主,香港很難實踐真正的民主。
香港的經濟愈來愈依賴內地的經濟,香港人「自我制約」的各類現象亦愈來愈明顯,在本地的民主派政黨,幾乎找不到在大企業任職的中層職員,更不要說是上層的主管。
但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面對建制陣營的強大選舉機器,在投票率下降了差不多一成的不利情況底下,六成選民依然支持了泛民的候選人。他們明白,要維持他們所珍惜的生活方式,社會上需要有效的制衡。
他們也看到種種制衡弱化的危機,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大談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官員與特區政府討論港區政協委員就本港事務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使人懷疑「一國兩制」是否正面臨重大的衝擊。
市民也看到「廿三條立法」在澳門順利完成,更令人驚諤的是澳門選舉委員會三百名成員的選舉,居然成為等額選舉,毫無競爭。
香港市民知道,要維護本身的基本權利,每個人總要盡一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