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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2009
一家之言 – 馬時亨事件與高官問責制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加入中策集團作為主席兼執行董事，引起頗大爭議。問責官員離職就業只有一年規管期，馬時亨沒有違規，輿論批評只能停留在道德層次。
高官問責制實行了七年，去年又引進了一批問責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但政府未見認為有必要向市民作交代，立法會議員亦未有提出質疑，直到今天馬時亨事件出現，各方面方才如夢方醒。
條件再收緊 更難覓人才
基本上這是一個政治文化和政治價值觀的問題。英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內閣部長均絕大部分是政黨議員出身，離任後回到政黨去，與商界沒有甚麼關係。輿論亦不會接受馬時亨般的行徑。
如果香港要仿照這個模式，以後政府要延攬問責高官，大可從親政府政黨中取才，特別是全職議員的隊伍。他們離開政府後就回到政黨去，甚至重新競選議員。
另一種就是美國模式。歷屆政府大量從華爾街、大企業管理層和大律師延攬人材。他們的委任，要得到參議院的批准，聽證會期間，媒體自會翻查他們過去的履歷和行為。不過，他們離任後回到工商界幾乎沒有甚麼限制。
市民是否願意接受這種模式呢？根據《基本法》，立法會對政府的任命有審查權。目前政府從工商界延聘人才，困難頗大，以致不少問責高官來自公務員隊伍，違反了問責制的初衷。要是問責官員離職的條件再收緊，政府就更難從工商界找人才。
目前特首尚有兩年多任期，二○一二年一眾問責官員離開政府，難免有更多馬時亨事件；特別是副局長和局長助理，他們年紀尚輕，自是大企業垂青之輩。
對官商勾結 敏感度大增
特區政府面對的困境是，從工商界網羅人才難，市民對「官商勾結的問題愈來愈敏感」，以後大概更少從工商界吸引頂尖的人才。不過，這不是曾蔭權政府現階段要處理的問題；以目前政府的取態，大可把問題拖延，把困難留給下一屆政府。
馬時亨事件其實反映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市民對大企業集團的龐大影響力反感日深，情況有如內地的一句順口溜：「以前是大款傍高官，如今是高官傍大款。」在市民眼中，政府處處維護大財團的利益，對大財團的制衡不知如何發動。
從買樓不知準確的呎數到超級市場的寡頭壟斷，市民感覺政府未有盡力保護小市民的基本消費者權益。特區政府又有沒有認真考慮制訂公平競爭法呢？市民認為投訴無門，在貧富懸殊的背景下，就難免杯弓蛇影，甚麼問題都認為有官商勾結，對政府的信任日趨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