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行駛的道路，使人容易錯認為一條舒適平坦，可以高速前進的超級公路，但道路的終點只有災難。另一條『很少人走過的岔路』，是我們最後唯一的機會，讓我們保住地球。」

—— 蕾切爾. 卡遜

《寂靜的春天》，1962

我們都猜不透他是憑多少幹勁跑進來的。九龍華仁中學有很多清貧學生，但他是當年一間黃大仙區天台小學唯一派來的一個，名字排在一九七○年全港升中試榜上第一百零九位，並且是連續七年取得全額助學金。自此以後，他沒有辜負社會投資在他身上的一分一毫，多年後更憑着英聯邦獎學金負笈英國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香港華人社會的階級歷史。因着他，這個城市的軌迹在默默地轉移。

制度得益者的反叛與公義

有一年暑假，我和陳偉群等一班九龍華仁同學，在魏以立神父的鼓勵下，跑到中文大學用鐵皮搭建得像軍營般的臨時宿舍，參加長春社的「青年環境研討營」。那時的中大沒有多少棟校舍，幾十個少年人圍坐在荒涼的山坡上，對着夜空爭辯，誰放任皮革廠把新界梧桐河變成臭渠，因而使流浮山出產毒生蠔？

誰是水俁病（Minamata Disease）的元兇，使幾千名日本婦女因吃魚引致水銀中毒而誕下畸胎？當時我們不懂得什麼叫環境公義，只知道污染的受害者大都是弱勢無助的社群，因為科學知識被權貴所壟斷而任人魚肉，從此環保與公義的價值便在稚嫩的心靈刻上第一個烙印。

這個烙印隨着華仁的歲月而加深。偉群在中六那年與一班在領袖訓練營認識的朋友創立了一個社會服務組織，名字很美，叫「星環」（Halo），寓意它要發光照亮社會。我們辦了一個有關夜校學生的調查，還召開記者會，為這些不甘於在填鴨制度下失敗而努力向上的學生抱不平，偉群還親自找來一些成年夜校學生為他們免費補習。我記得有一次往烏溪沙宿營，在簡陋的營舍裏，外面的吐露港漆黑一片，我們圍坐在暗弱的鎢絲燈下，用熾熱的心徹夜爭論一個議題：修修補補的社會服務是否阻礙社會變革的「遮醜布」？直到天亮，有人拿起結他，輔導我們的社工領頭唱了一首My Way。這位剛出道的社工便是後來當上民主黨主席的楊森，當夜還有徐詠璇和吳浩強等人。

偉群個子不高，輕盈的身軀帶着一副稚臉，一直到他擔任香港總商會的工商政策副總裁後，仍然被朋輩訕笑：只要他套上一件綠色校褸，依舊活像一名華仁中學生。

自從加入長春社後，偉群很快便成為文膽，擔任長春社旗艦刋物《協調》的主編。他長於分析，處事低調，並非街頭戰士型的環保分子，但還是有例外的一刻。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我和偉群加上幾名長春社成員，跑到尖沙嘴天星碼頭旗杆前宣揚世界環境日。當時我們幾個人一字排開，從背包拿出防毒面具，還未來得及戴上，已經有警察跑到我們跟前制止。我在一位洋警司虎視眈眈下，被帶到尖沙嘴山的警署問話，可是連當值的警長也搞不清戴上防毒面具到底觸犯什麼法例。雖然偉群和我的「高調」活動以失敗告終，但這可能是香港史上首次抗議空氣污染的街頭行動，與他二十九年後在全港商界推行的「清新空氣約章」運動一脈相承。

偉群站在幕前的另一個例子顯示了他的全球視野。一九八○年，當時任長春社主席的溫石麟首先警覺，以李鵬為首的國家電力部正鼓吹在鄰近香港市中心只有五十公里的大亞灣興建核電廠。偉群與我和梁詠雩等着手推動香港人對核能風險的認識，邀請海外專家，舉辦講座，質詢政府和中電公司，成立關注核能聯合組織。一九八六年，前蘇聯發生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泄核事件，我們把馮智活推向台前，加上熊永達和劉千石等，四十多個團體成立「反對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最後一呼百應，共取得一百萬港人簽名反對，創下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最高簽名紀錄。雖然核電廠在李鵬主催下照樣興建，但終於加入了有港人參與的監察機制； 「反大核」運動更催生了許多環保團體，為日後公民社會播下萌芽的種子。

西九一役

引領我們一班年輕人到長春社的華仁老師魏神父，是參加一九七二年在瑞典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高峰會」的唯一香港代表，誰也想不到輾轉三十年後，我和偉群會繼承這個傳統，率領香港非政府組織代表團往南非出席「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這個會議可能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分水嶺，三十多人的代表團回港後，很多都成為往後公民社會擴大網絡和跨界別合作的主力。

偉群在一九九○年從英國取得博士學位回港後，加入了香港總商會工作長達十八年，出任公職不下三十個，相識官員無數。換作他人，這些人脈關係和他對整個政商體系的透徹了解，都會變成「上位增值」的階梯，但他卻寧願把這些資產用作公民社會發酵成長的養分。

西九是最好的見證。二○○三年底的一個晚上，我收到偉群的電話，要我務必在晚飯後出來見面。我跑到灣仔一家酒店的咖啡室，見到偉群已經與榮念曾、黃英琦等幾個文化人在座，談論政府如何將西九文化區異化，招標興建天幕的歪理。偉群道出他推動公民參與的構思，希望我帶動關心可持續發展和城市規劃的專業人士，和文化界連成一線。這一晚聚會奠定了二○○四年十一月「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的成立，核心成員還包括陳清僑、馬家輝、梁文道、何秀蘭、繆熾宏和司徒薇等人。

「西九聯席」強調知識為本，公眾參與，以理服人，與官員保持溝通，都是偉群秉持的信念。其後曾蔭權請許仕仁回巢， 並向「西九聯席」招安，但都徒勞無功。二○○五年底，政府終於宣布放棄天幕和單一招標，使西九得以重新起步，這都和偉群參與制定的民間策略有莫大關係。

除了環保，城市規劃和古蹟保育都是偉群醉心的志業。過去幾年，他親身參與或出謀獻策的議題比任何一位政府局長還要多：中環填海、灣仔繞道、啟德規劃、灣仔街市、太原街、喜帖街、景賢里、Jesseville、舊中區警署、前中央書院、嘉咸街、尖沙嘴山、北角油街、金鐘軍火庫、天星、皇后……這個清單還可以繼續下去。

重新詮釋公共知識分子

在權貴面前， 偉群總帶點學者的孤傲；在熱血青年面前，他有智者的寬容；在摯友面前，他流露赤子的童真。

不但在公民社會，在商界以至政界，從公民黨到自由黨的議員，都渴求他的睿智。

記得一位新局長上任後，邀請偉群和我到政府總部的辦公室會面。當時的天星碼頭已經拆毁，朱凱迪、何來等人正努力把皇后碼頭變成保育的地標。局長喋喋不休地解說政府面對的「困難」，最後只提出一個交換條件：只要政府能拆掉皇后，自會更好地保育灣仔舊區。

走出政府總部時已近黃昏，偉群和我相顧失笑，從他的眼角我卻瞥見隱隱的傷痛。只有對歷史無動於中的官僚才會把獨一無二的古蹟當作市場交易的商品。

交易自然沒有做成，往後的發展是大家已知的歷史。

或許偉群介入社會的方式，已經替我們對「公共知識分子」一詞重新詮釋。

偉群是我們同學中最早結婚的一個，以他內斂但常帶幽默的性格，能夠不動聲色地把一位在環境營相識、曾經當過青年環境行動組副主席的女同學追到手，令我們既詫異又欣羨。他從不食言，卻在婚後跟我說過一句令他後來百詞莫辯的戲言。他說要「退出人類基因庫」，但十多年後卻添了兩位活潑伶俐的女兒，讓偉群內心不滅的童真在他慈父的角色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幾年前一家漢堡飽店每天派發一個不同款式的史諾比模型公仔，他為了讓女兒集齊全套，連續二十多天排隊啃下漢堡飽作午餐。

偉群是虔誠基督徒，從不說教，但對自己信守的價值卻毫不含糊。就在他和太太往西班牙度假前一星期，他參加每年一度的華仁舊生聚會，坐在他身旁是一位工程師和一位醫生。偉群以他一貫的熱誠，不厭其詳地指出立法會功能組別原是為了讓專業人士獻身公眾利益，而非爭取界別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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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點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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