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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2009
世紀 – 當紅娘的日子
兩度受聘
嚴格來說，我只有兩段時間受聘於《明報》。第一段是一九八四到八五年。當時我還在劍橋念法律學士課程，為關心中英談判，請假一年留港，那段時間我就在《明報月刊》兼職，工作是寫政論、做專訪和主持論壇，包括當年港府發表了《政制改革綠皮書》引發的討論。八五年秋天，我返回劍橋，八六年畢業回港「再續前緣」，這次是全職，從八六年至八九年，主要工作是寫社論、掌港府新聞、寫署名文章、專訪，及參與《明報》高層的會議，職位至副總編輯。八九年到一九九○年（我離開《明報》那年），查良鏞先生很幽默地將我的職銜改為「督印人」，給了我很大的面子，亦為方便差遣我做聯絡工作，但這些名銜沒有多大實質意義，主持大局的始終是查先生自己。
在這段時間，《明報》展開了重大的改革，而我最直接參與的就是推動了政治新聞，並為引進新一代的記者和編輯，扮演了一名非常勞累的紅娘。
理想與現實之間
《明報》創刊不久，即以報道中國大陸新聞稱譽，沒有別家可以相比。香港本土的政治新聞受注意，可說是始於一九八○年，中英談判的醞釀、進展和簽署之後帶來的新局面。當時港府高層仍然是英語世界，與英文報刊的記者、編輯和評論人關係密切，但與中文報刊卻很疏離。我是兼寫中、英文政論而經常在中、英報刊發表少數香港人中的一名。
一九八○至八四年間，香港記者奔走中港兩地，採訪中英談判的台前幕後，一輪又一輪的中英會談苦樂與共。這批人成了日後本港政治新聞編採的核心部隊，其中一人正是當年任職於香港電台新聞部的年輕記者馮成章。他找我傾談，表示獨立的傳媒，對港人治港的前途至為重要，因此他和一群熱心的新聞從業員，很希望找到一份有公信力的香港報章發揮力量，他們特別看好《明報》。我與這些新聞界朋友（包括現任《明報》「老總」的張健波）多次深談，很為他們的熱誠感動，就答應了與查先生商量。
那時，查先生正有意改革《明報》的經營方式和制度，主要是企業化和現代化，對吸納新一代人才很有興趣。不過，與此同時，他還有很多層次的考慮。要在各種政治和市場力量之下站穩陣腳，顯然不是像我們幾個滿腦理想、一腔熱誠的人所想那麼簡單。引進新人，自然會引起新舊交替之爭，內部的矛盾有很多人事歷史淵源及不足為外人道的難處。
總之，差不多比中英談判還曲折漫長的商議對談就展開了。第一個關口就是「主權」問題：怎樣才能保障編採獨立，不受干預？那是很難保證的。查先生一面與馮、張等互相探討合作的可能和基本條件，另一面我就致力於可以在《明報》內推行的新政策。我的其中一個建議是開拓政治版，組織政治新聞的編、採和報道。
《明報》在這方面有優勢，不難做到。我寫成建議大綱，查先生看了表示同意，政治版就這樣辦起來了。政治組的記者多是年輕而有抱負的大專畢業生。當年在中文報章之中政治新聞是曲高和寡，到了今天，已是每家必備了。
闢政治版引進新血
回到聘請新人的問題上，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另一個棘手問題是薪酬。那時，中文報刊的編輯和記者薪酬普遍很低，不少有學問有才華的報人，礙於英文能力不足，在別無出路之下只好屈就，往往要藉兼職掙取稿費補貼，但中英流利的大專生就不同了，要全職專業，就要有合理薪酬。要吸引資深的新聞從業員大幅減薪放棄原來的職位薪酬加盟《明報》，是很難實現的。但新人舊人之間的待遇懸殊，又會導致內部分裂。
那時我雖不算年輕，但卻完全不通世務，覺得為談聘任條件，名貴菜肴吃了一場又一場，十分罪過。我自己薪酬非常高，當之極為有愧，所以一有機會，就極力為「手下」同事說項，可幸還算有點成績。至於高層的待遇，就只能是雙方對談，但看來終於也解決了。
我在一九九○年告別《明報》，能陪伴《明報》走了一段有意義的歷史路途，我感到十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