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聲稱，由於私人發展項目放緩，加上部門程序繁複減低私人投資意欲，因此申請撥款近二千萬元成立發展機遇辦事處，為符合特定條件的項目倡議者提供「一站式」諮詢協調服務。

即使暫且不談這種內地常用，由首長指揮的「一站式」辦公室如何會成為人治溫床，我們得先看看「私人發展項目放緩」這個前提是否成立。根據地政總署的數字，所有契約修訂、換地及私人協約批地個案的總數，二○○八年共有一百六十二宗，比二○○七年的八十四宗增加近倍，到今年首季也有四十宗，絲毫沒有放緩的迹象。

發展局迴避改革

再看屋宇署審批圖則的個案總數，二○○八年共有三百五十一宗，比二○○七年的二百九十三宗及二○○六年的二百九十二宗為高，在今年首季更上升至一百二十三宗，已超出去年全年的三分之一，證明私人土地發展在加速而並非放緩。至於發展商取得審批後是否馬上投資，取决於市場因素多於政府行為。事實俱在，成立發機辦的理據豈非不攻自破？究竟成立發機辦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方便官僚機構擴張還是方便營商？

發展局的文件指稱，政府部門審批土地發展程序繁複，確是事實。但這個真正影響投資、妨礙發展的老大難問題，發展局卻事先聲明不屬於發機辦的工作範疇，並且絲毫未提解決方案。

土地發展機制多年來愈變愈繁複，不僅是因為官僚系统的慣性作用，更因為整套機制的設計，從一開始便是服膺於一套心照不宣的管治思維：財政凌駕地政、地政凌駕規劃。這種設計是為了使政府從土地榨取收入時享有最大靈活度，就算是犧牲土地服務公眾的價值，或城市規劃的質素，也在所不惜。

幾年前梁展文捲入的嘉亨灣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為了在賣地時「誘使」發展商高價投地，地契內故意不加入總樓面面積上限等參數，然後容許發展商在申請建築圖則時鑽盡空子，到頭來建成的樓宇大大超出規劃的原意，變成人見人怕的屏風樓，政府卻處之泰然，因為這整場遊戲是意料之內。

「三峯監管」互不啣接

城市規劃質素差劣沒有明顯的受害人，就像股市內幕交易一樣，當人人受害時反而沒有大聲疾呼的苦主。這場遊戲有一個特點：政府和精於鑽空子的發展商是贏家，所以樂於讓遊戲繼續下去，結果公眾變成大輸家。

為了讓這場遊戲維持表面上的合理性，整個發展機制採用了「三峯監管」的設計：規劃、建築、地政三分天下。任何一項發展都要通過規劃署和城規會的規劃大綱圖和總綱發展藍圖，獲屋宇署批出建築圖則，再受地政總署的地契條款制約。看似嚴密的制度，實際上在執行條例時有很多互不啣接的漏洞。

只須看看合和 Mega Tower 前後拆騰了二十多年，對發展商和社區街坊都是痛苦萬分。其中的皇后大道東一九六至二○六號地盤，發展商當初承諾交還土地，規劃署堅持劃為大眾休憩用地多年，屋宇署卻批准建成ＱＲＥ大樓，最後城規會被發展局要求自打咀巴，將地盤改劃成商業用地，地政總署則放棄換地要求。雖然看上去像荒誕劇，但是每一部門、每一步驟都符合表面上的法定程序。這些法例程序究竟為誰服務？這個「三峯監管」的設計是為了方便營商還是方便操控？

弔詭的是，部門內的專業人員十分清楚這些程序漏洞的荒謬，不管是出於專業良知還是公眾壓力，他們多年來不斷努力，為整個規劃和設計過程添加愈來愈多的技術指引和審批要求，務求减低這些漏洞的荒謬性。這些專業努力的結果，卻反過來挑戰「財政凌駕地政、地政凌駕規劃」的設計，引起上層管治班子的不滿，認為有人「阻手阻腳」，使長官意志不能暢順執行。與此同時，發展商只見審批程序日益繁複，市民則對制度的公正性信心盡失。

若果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真心為了簡化程序、刺激私人投資，對症下藥是重拾政府在二○○二年的承諾，推動未完成的城規改革。當時政府承諾在二○○四年推出第二期城規改革條例，結果一直石沉大海。根據原來的改革方案，足以簡化城規程序、增加公民參與、強化城規會獨立性、使不同法規互相啣接、容納更多創意設計，不僅對發展商更公平，對公眾權益也有更大保障。

上周鄭經翰和盤托出，他支持發機辦是由於自己為電台興建發射站所託非人而忿忿不平。大家不清楚他申請的細節，只能同情他的遭遇，但他的處事手法卻大有商榷餘地。作為公眾人物，若果看見官僚主義誤事，理應循正途要求糾正程序，繼而推動政府改革，利人利己。但鄭經翰捨正途而到區議會和鄉事委員會找人幫忙疏通，是否有鼓勵「拉關係」之嫌？

請鄭經翰以公益為重

一旦發機辦成立，特首和林鄭月娥可以堂而皇之幫忙「協調」，各部門主管在壓力之下，能否兼公辦理？一旦放鬆了環境、規劃和安全標準，誰是最終受害人？對於不能親自致電曾蔭權和林鄭的升斗市民和中小企，他們則要繼續承受官僚主義和繁複程序之苦。鄭經翰親身說明的事例，正好引證了發機辦淪為人治溫床的風險。

我邀請鄭經翰一起為公眾利益發聲，把發機辦變成肩負城規改革任務的發改辦（發展改革辦事處） ，打破官僚主義，屆時受惠的遠不止一座發射站，更包括千千萬萬渴望有公平制度和可宜居城市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