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自從一批學者和政界人士聯署《香港前途決議文》，提出了對2047年後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看法後，社會出現不同的看法和批評。

一方面有些「本土派」、「新生代」抨擊決議文的「自決」主張沒包括「港獨」的選項，猶如北京「8．31」框架，剝奪了港人的選擇。另一邊廂，有些評論，例如李少光5月9日於本版的文章（〈掩耳盜鈴的香港前途決議文〉），則指決議文的自決論是包「自決」外衣的「B型港獨」，提倡「自決」只是基於政治考慮，怕得失反對「港獨」的溫和市民，范徐麗泰甚至認為「自決」是「港獨」的美化詞。

似乎坊間對決議文中提出的自決論，特別是「內部自決」的概念和法理基礎都不太清楚。一方面建制派把「自決」和「港獨」的概念混淆，另一邊廂則有市民不明白為何「自決」不包括「港獨」的選項。我作為決議文的聯署人之一，希望透過此文章，嘗試向讀者釐清一些概念。

有法理基礎獲國際公約承認

決議文中提出的「內部自決」與其他如「獨立」、「自主」等政治口號不同，「內部自決」是一個有法理基礎，獲國際公約承認的法律權利。早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社會已開始談論人民應有自決權（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其後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更訂明人民有自決權，包括自由選擇自己的政治地位。而簽署公約的締約國，更有責任尊重及促使落實此自決權。那為何要分「內部自決」和「外部自決」呢？怎不乾脆把「自決」等同獨立，那便更簡單？因為根據國際法，國際社會同時亦承認國家領土完整的重要。所以為平衡人民要求自主獨立，和維護領土完整，這兩者本質可能是矛盾的訴求，於是便衍生了「內部自決」和「外部自決」的概念。

「外部自決」包括獨立的選項，但要實現「外部自決」之前，按照現時國際法的理解，只適用於一些希望脫離宗主國的殖民地，或希望獨立的人民正受到所屬國家（mother state）大規模的壓迫和迫害，才可直接行使「外部自決」的權利。否則，人民要實現自決權時，應先行使「內部自決」的權利。「內部自決」包括自治，令所屬國家無從干預。所以提出「內部自決」不包含港獨，因理應嘗試「內部自決」失敗後，我們才可行「外部自決」。

以上的理論，其實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於20世紀90年代處理魁北克省要求獨立的合法性問題時已討論過。而於更早的1920 年代，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即現時的聯合國）在處理於芬蘭及瑞典之間的奧蘭群島（Aland Islands）可否獨立時，亦有觸及上述論述。當年奧蘭群島和芬蘭同屬俄國。當芬蘭脫離俄國，宣告獨立時，希望繼續擁有奧蘭群島的主權。但該島人民主要說瑞典語，大部分人民心繫瑞典。群島的去留於是交由國際聯盟仲裁，結果雖然芬蘭保住了奧蘭群島的主權，但島上人民的自決權亦同時獲得承認和實現，透過各方也同意的自治制度和安排，令島上人民可真正當家作主，保住了島上獨特的文化和傳統，不因主權歸芬蘭而消逝。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如果建制派基於政治需要，故意把「自決」等同「港獨」，藉此嚇怕公眾，尚可理解。但提出處理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時必須包括「港獨」選項的政團，卻有責任向公眾解釋清楚，何以現時法理上已有充分理據支持香港可進行「外部自決」，包括「港獨」而不必先嘗試「內部自決」呢？如果純粹政治口號，莫說「港獨」，政黨甚至可高呼「香港脫離地球，遷往火星獨立建國」。但這是不可能，亦因此不會得到市民支持。作為負責任的政黨，應該向市民提供一個實際可行（最起碼有相當法理支持）的方案，從而游說市民這條路會最終怎樣引領香港人邁向真正當家作主，這才是一個政黨成熟的表現。

當然，我不會奢想一朝一夕香港便可奪回這「內部自決」權。但一代人只能夠做一代人的事，我作為已經40歲的「70後」中青代，如果我們可於有生之年奪回此「內部自決」權，起碼令國際社會承認香港人在國際公約下擁有自決的權利，我認為已功德圓滿。至於下一步，應如何具體實現此自決權，包括應否修改，甚至廢除《基本法》，令如「8．31」框架、人大釋法等事件不會重演使北京再次干預香港事務，便留待我們下一代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