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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9/2015
偷安一時 犧牲自主尊嚴
香港大學校委會昨晚否決任命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校委會主席梁智鴻竟然毫無愧色地說，這決定是為了港大「長遠和最大利益」。
何謂「長遠和最大利益」？從港大校友、《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日前一篇文章可見端倪：「北京當局通過官方媒體明確表態反對，他們（校委）如果通過任命，恐怕港大會遭到報復，現時大學與內地頻繁的學術交流和合作會受打擊，商界捐款和政府資助都會減少，不出數年港大就會被其他大學超越。」
倘若如此，委曲求全，放棄是非黑白之心，偷安於一時，或可換來三幾年的「最大利益」，但不可能「長遠」，因為頸就命，只會越來越被剝削，最終付出的代價是港大的自主、尊嚴，連資源都不保。
令人憤怒的是所謂「長遠和最大利益」想，這種迂腐犬儒帶來的傷害，是港大不再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有些斯文敗類假借「港大利益」之名，求私利為實。我又憶起末代港督彭定康九七臨別贈言：「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梁智鴻以保密、私隱、集體決定為由，拒絕披露校委會會議內容，包括投票結果及否決任命陳文敏的理由。然而，港大校委會並非行政會議，不可能以集體負責制或保密為藉口逃避向公眾交代。根據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的行事指引及守則》，所有委員是以信託人（Trustee）身份參與校委會工作，因此，各委員必須向大學的持份者交代投票決定及理據。
校委會的決定一旦受到司法覆核挑戰，委員都會被要求披露各自的投票決定和理據，若理據不足，會成為覆核成功的基礎。
陳文敏是香港首位及迄今唯一的榮譽資深大律師，是享譽國際的憲法學權威，他今次遭遇象徵本地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衰落，可能出現的後遺症是海外頂尖學生與學者卻步，減少興趣前來港大甚至本地其他大專院校就讀、交流或任教。
威脅港自由
絕非獨立事件
正如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近日在本地報章撰文，分析陳文敏事件「是港大能否維護學術自由的重要測試」，校委會一旦否決陳文敏的任命，便會「為政治干預大學自主立下一個危險的先例，更為香港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國際學術樞紐地位帶來隱憂」，「中國政府在國內和海外一直宣稱要推進依法治國，但港大事件卻讓這個承諾蒙上陰影。」
梁振英政府與中央政府干預港大副校長任命，並非憑空想像，而是有可尋，去年11月以來《文匯報》、《大公報》、《人民日報》抹黑陳文敏及叫他自行引退的文章數以百計，特區政府消息人士亦在親政府報章放風，「建制派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政治動員，若然在最後階段任由校委會通過陳文敏的任命，必然會嚴重影響士氣，以後再沒有人為政府『打仗』」。
一年多以來，經歷一國兩制白皮書、8.31人大決定，及近期的張曉明「特首超然」論、陳佐洱「去殖民化」論、饒戈平「三權配合」論，無人會相信針對陳文敏是獨立事件。香港不僅普選無期，連兩支「頂心杉」法治與自由（包括學術自由），中央都要一一砍伐，貫徹專權者不信任人民的作風。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費盡唇舌，一再強調中國不會成為威脅、霸權，望能贏得國際社會信任。其實，信任取決於中國能否持續信守承諾、尊重國與國之間的協議。《中英聯合聲明》是在聯合國登記的國際文件，習近平若能原汁原味原意執行這協議，保障港人的權利與自由，實際行動勝過千言萬語。港大作為香港學術自由的殿堂，受到如此摧殘，只會加深國際社會的印象：中國是信不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