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10 月24 日，在法律界翹楚雲集的終審法院告別儀式上，包致金法官預言： 「我看到陰霾密佈，一場前所未見的猛烈風暴將會侵襲司法獨立。」

12 月13 日，律政司藉外傭案要求終院尋求人大釋法，澄清1999 年人大釋法的法律效力範圍，以圖推翻終院2001 年《莊豐源案》就「雙非」嬰兒的判決。法律學者張達明表示，包致金所憂慮的大風暴終於來臨。

對於記者提問，包致金拒絕評論這次釋法請求，他說，向法庭提出的申請，自當由法庭在聆聽雙方理據之後裁定。但他重申，他說的暴風雨並非指任何單一事件，而是數項會引起激烈爭議的舉措，包括重提第23 條立法、前律政司長梁愛詩指摘法庭犯錯，不理解特區與中央關係等言論。繼梁愛詩之後，還有程潔、胡漢清等有關終院法官國籍的言論。

但他這次的警告，並非一般的提醒市民維護法治，夙夜匪懈之言。選擇這個矚目的場合發表，更稱風暴之烈會是「前所未見」，顯然別有深意。告別儀式慣常是表揚建樹、感謝祝願的場合，包致金的臨別贈言，因此極不尋常，令法庭內登時氣氛凝重。

「房間裏確實有頭大笨象」

「房間裏確實有頭大笨象——不要迴避擺在眼前的事實，即使引致諸多不便，真話仍是要說的。」這是典型的包致金語。「我相信提出警惕是有需要而有作用的。我形容這場風暴前所未見地凌厲，因為香港人不但要提高戒備，而且需要拿出勇氣和決心面對，果能如此，就會有機會克服危機。」

猶記1999 年，終院在1 月判決《吳嘉玲案》，招致內地「護法」和本港左派肆意侮辱抨擊，終院被迫自我澄清，而人大終於在6 月26 日首次釋法。比起那番風雨，今次又如何？

他認為今次更加嚴厲，畢竟當年只是一些個別人士的批評言論，官方發言取態，多次着意尊重法庭，多番解釋釋法是絕無僅有，該次是不得已而為之。但今次情况不同，今次不是在尊重法庭的情况下提及，反而是諸般指摘法庭犯錯，而且指摘是出自舉足輕重，備受尊重的人士之口。

真是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惜一片江山！看得那麼透徹，他為何仍有信心能抵擋風暴？但他認為仍然未到最壞的時刻；即使有人相信梁愛詩是傳遞信息，起碼她是公開批評，她有權行使她的言論自由，但其他人也可以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提出不同意見反駁，有公開辯論，公眾就能及時參與，傳媒就能及時發揮作用，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總比私下施壓，無影無形好得多。

可是，在不久前的一次香港記協周年晚會上，包致金曾經致辭，言簡意賅，直道傳媒和司法機構處境相同，傳媒失去自由，就如司法機構失去獨立，都是會令傳媒和法庭對公眾失去作用；而對傳媒對司法機構，自我審查也是遠比外來的打壓可怕。

很多市民擔心的也正是這一關；法律界重視法庭體制，認為就算釋法，也寧願由終院轉介，但公眾的看法不一樣，公眾擔心這是將壓力轉給法庭，擔心法庭在壓力之下，自動請求人大釋法，削弱香港特區的司法獨立。市民並非對法庭信心不足，而是對北京的政治干預恐懼太大。

包致金解釋： 「我當時是對記者發言，媒體有沒有自我審查，我無從得知。照說，誘使媒體自我審查的因素很多，但實際上媒體老闆卻尊重編輯自主、尊重採訪自由，因為這是他們受人敬重的優良傳統，你不覺得奇怪嗎？同樣，司法機構雖然也是一個政府機關，由政府撥款，但行政機關卻不干預司法獨立，表面上也很奇怪，但如果司法機構是由思想獨立的人士組成，法官宣誓承諾忠於法律，政府當局就無法私下指示法官怎樣處理案件，要施壓，就只有公開做，而公眾就有說話的空間。」

他說，他自己沒有看到過任何法官自我審查的迹象，沒有看到過任何不是按照法官自己的法律意見及良知而作出的判決。然而，我們的確經常看到令人關注的有關傳媒自我審查的調查，我們又能倚賴什麼因素防範司法的自我審查？「我們法官有什麼犧牲可言？」

包致金說，第一來自做法官的人的自重和對司法公職自然而然的責任感，無從解釋但是無可懷疑： 「坐上法官的座上，就必然會這樣做。」但除此之外，還有社會的力量，市民大眾對法庭的殷切期望、與其他地區司法人員之間的互勉和期許。特別是每次接觸到年輕人，包括法科畢業生，感受到他們的理想和熱誠，法官就對司法獨立更加堅定。

雖然無法解釋，但並非獨特，包致金指出，消防員救火、醫療人員在非典疫情中的表現，不是一一展示了同樣的為職責為理想而奮不顧身麼？世上有無數人為了維護自由和人權而付出重大代價（此處，他提及昂山素姬），相形之下， 「我們法官有什麼犧牲可言？」他說。

其實中央對特區法院的獨立監察權及「外國勢力」影響，一直如背上的一條刺，這些言論因此令人感到是行動的前奏。近年聲音不斷，批評香港特區法官只懂按照普通法原則審案，忽視回歸後《基本法》才是至高無上，而《基本法》是中國法律，其解釋要按中國法律原則，包致金又怎樣看？

包致金不認為普通法與《基本法》有什麼衝突。普通法是一套思想的規律和原則，遵從先例，充分聆聽雙方辯護，然後作出陳述理據的判決。

「我尊崇《基本法》。」他強調。《基本法》其實保存了普通法的價值觀；一般來說，普通法的內容會因社會的演變而發展，純粹依賴普通法，它原有的一些價值可能會變質，但《基本法》的作用反而是防止這些價值被侵蝕，他說。理應如此，但現實又是否如此？在《吳嘉玲案》，終院肯定了《基本法》在特區法制的至高無上，在《基本法》制定的法治原則之下，即使全國人大的行為在特區的效力，也受到法庭的檢視。但其後在《劉港榕案》，終院卻表明，人大常委會在158（1）條之下有權隨時就任何條款釋法，而人大釋法不容置疑約束香港特區法院。理論上， 人大將「黑」釋為「白」，法院也得照樣實施，那麼《基本法》言之鑿鑿的維護人權，結果又有什麼保障可言？

仍是歸結到民意有多強烈

包致金指出，在英國制度之下，國會至高無上，推至極端，可說通過任何法律也具約束力，但假如真的通過荒謬的法律，這個制度就宣告完蛋，因為現實是人民不會接受。全國人大也是一樣。假如將「黑」釋為「白」， 「一國兩制」實際上就宣告完蛋。「沒有主權（sovereign）需要採取這種手法。」他說。

所以仍然是歸結到民意有多強烈。這正是他作出及時警告的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為何即使是由終院轉介的釋法，香港市民有這麼大的戒心：因為我們害怕北京是在不停地試水溫、找空隙，香港民意反彈稍為鬆懈，更辣的釋法就會接踵而至了。

問及法庭未來有什麼挑戰，他答道，回望走過的路，很可能路途其實沒有我們原先憂慮那麼崎嶇。不是不應作長遠的策略性考慮，而是沒有人能夠完全預測到哪一步走得對。唯一可以肯定恆常不變的是兩項原則：堅守司法獨立，和尊重法治。

「中國化不必等如更少自由」

有人建議，可能我們對法制期望太高，所以難免失望；那麼應否降低期望才是？他回應：為何要降低期望？應提高期望才是，因為這樣世界才會進步。有人說，回歸中國主權，我們也應預期香港的法制中國化；他回應：但中國人民對法律制度的期望很高， 「中國化」不必等如更少自由，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可能會令我們的普通法朝一個好的方向發展。

包致金承認他出了名多異見判決，承認他與其他法官的判決的歧異，通常在於他持更高度自由與自治的觀點。例如，在關於領養子女是否屬永久居民的《談雅然案》，他不但持異見，更破例地主動嘗試說服其他法官接受自己的看法，「因為我知道法庭的判決會對這個家庭帶來很大的哀傷」。他雖然沒有成功，但案中的領養兒因他的判決而受到的鼓勵，可能正是令她日後成為一個有理想的人的一份動力。

《剛果金案》是另一個重要例子。在該案中，3 位法官決定須請人大釋法，他與另一位法官則作了異見判決。他的判決劈頭就說： 「我們早已知道有一天，法庭要就司法獨立作出判決。這一天現在到了。司法獨立不是見諸法庭的言論，而須看法庭的行為，也就是說，要看法庭作了什麼判決。」大有「世人可從今日的判決，斷定司法獨立的存亡」之意——因何言重若此？

他解釋，他無意指法庭受到尋求釋法的壓力，而是指在該案中，法庭要裁決的是外交豁免權是有限（restrictive）還是絕對（absolute），應屬由法庭裁決的「兩制」，還是須人大釋法解答的「一國」。他認為問題應屬法庭在「兩制」之下自行裁決，不應交給「一國」處理的範圍，如果其他法官同意他的觀點，此案就不需人大釋法。

認同大眾多於認同大法官諸君

無論如何，判決書已是公共紀錄，是非對錯歷史自有公論。市民大眾不懂深奧的法律，他們聽到的是在特區最高的法院，有法官敢公開表示不認同尋求釋法。在來日的大風暴當中，也許這會令市民更敢於挺身而出，捍衛司法獨立。

上次探望包致金法官的時候，他還住在深水灣，今次已搬遷到赤柱村道他多年前買下租出的房子，但舊居的書卷氣和文化氣息似乎也隨着主人過來了，壁上多寶架陳列的古董陶瓷、茶几上的純銀刻花盒子，以至地上的印度地氈，都是舊時相識。退休前後，包致金都是那個愛讀書、享受家庭生活和愛狗之人。有人私下對他那麼高調和不避嫌談自己的不願退休、談司法獨立和風暴不以為然，但我相信他並非熱中曝光，直言是出於責任感，接受傳媒訪問，是出於對言論負責。也許他認同香港普羅大眾，多於他認同地位崇高的大法官諸君。最近大律師公會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議案，頒與他終身榮譽會員的身分，就是為表揚他的高風亮節。

匆匆回到中區工作，橫過馬路中途，一名打扮入時的女士拉着我的手臂，急急悄聲說： 「感謝你們發聲！珍惜香港！你們要多說話，我們有家人在內地不方便說，都靠你們了！」純熟的廣東話依稀帶點北方口音，我心感動莫名，感謝她執意駐步感謝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