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長梁愛詩在10 月6 日工聯會成員主辦的講座上，痛罵法官和香港法律，事涉法治及司法獨立，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馬上發表聲明反駁，而梁愛詩則辯稱她只是行使言論自由。

筆者認識梁愛詩多年，在她任律政司長期間更頻頻交手，她的任務一直是忠實執行中央對港命令，為中央傳遞信息，這次也不例外，借「言論自由」作遁詞，是因為傳話的任務已經完成，餘下就看各界人士及社會大眾怎樣面對這個中央信息了。

這是動手整頓的前奏

信息很清楚，就是重申對香港法院及法律界強烈不滿，而不滿之處是這些人士對普通法及司法獨立強硬堅持，不肯屈服於中央旨意。這是動手整頓的前奏。藉左派大本營的工聯會講座，直接傳達「開工」指引給立法會的左派成員，警告法院及法律界中央沒有忘記1999 年《吳嘉玲案》的舊帳，若不自行改正，中央就會插手干預。傳達信息，同時也為管理香港社會期望，中央勢在必行。

中央要特區法院更正的「錯誤」，其實並非對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憲法關係的誤解，而是對法治的理解，是要法院放棄一貫奉行、也是普世價值的法治，改為接受中國模式的「依法治國」為「法治」，其實就是要政治壓倒法治。

梁愛詩所指，終院《吳嘉玲案》判決書引起的爭端，是有關「憲制賦予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部分的判辭。1999 年1 月29 日終院頒布判決之後，2 月6 日，新華社發稿借「四大護法」之口，抨擊《判決書》中指特區法院有權宣告全國人大的立法行為無效， 「實質上是認為自己可以凌駕於人大及其常委會之上」， 「把管轄權擴展到北京」， 「實際上是把香港變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加諸終院一個「以下犯上」的政治罪名。

其實，中央冤枉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藉這宗重要的案件中，在回歸後首次重新確定幾百年來已奠立的法治原則不變。法治就是法律至高無上，所有權力來自憲法，最高的權力，也須受法律約束，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行為，那怕是由最高的權力機關行使，也沒有法律效力。根據《基本法》，在特區而言，審視一項行為是否合乎法律要求，屬於特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法院的權力來自中國憲法之下，至高無上的全國人大所訂立的《基本法》。

短短半頁紙的判辭，在熟悉法治原則的人來說，只是重申一些耳熟能詳的基本原則，旨在說明在《基本法》之下，香港原有的法治不變，根本沒有什麼凌駕北京政權的意念，但對北京來說，法治正是政治「死穴」。若說終院「犯錯」，所犯的就是「政治不正確」的「錯誤」。

出事之後，當時任律政司長的梁愛詩上京商討，返港後提出史無前例的申請，要終院「澄清」根本沒有含糊之處的判決，其實是變相認錯。法律界極度震驚，但當時有傳聞說，這是保全終院地位免受人大釋法摧毁的唯一途徑。2 月26 日，終院妥協，作《吳嘉玲案（第二號）》判決。可能「認錯」不夠徹底，4 個月後，人大釋法仍是發生了，法律界因而發起了第一次沉默遊行。

其實中央一直餘怒未息

人大釋法，震撼國際，接着的一段日子，中央和特區政府派出官員四處撲火，承諾不會輕易再釋法。但其實中央一直餘怒未息，也一直沒有對法院和法律界放鬆過。「法治」與「政治」的矛盾，一直籠罩香港特區，梁愛詩最近的言論，舊事重提，意味時機成熟，一個新政策的進一步推行。

「新政策」見於2009 年1 月，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的一篇文章，透露2003 年7．1 大遊行促使北京當局全面檢討對港政策。當時最擔心的是國際勢力的影響，而《基本法》之下的一個缺口，是外籍人士可以出任法官。為了加強防範外國勢力，中央在2004 年決定採取新政策，直接介入香港的憲制發展。

絕不能掉以輕心

文章認為，《基本法》已將司法權完全下放給特區法院，而插手立法機關的選舉又太過複雜，所以中央集中從行政機關入手。但顯然「新政策」推行有成，插手於特區的大小選舉已不是問題，處理司法權的問題也到了時候了。其中一個策略，就是不斷動用人大釋法，不斷將人大釋法正常化，灌輸「釋法是特區法治」、「解釋法律要看《基本法》，不能只看普通法」、「《基本法》高於普通法」等等觀念。隨之而來，以「《基本法》專家」自稱的人士，也藉此認為自己才是最有權威的法律專家。這些「專家」，與中央機構關係密切，重點推銷「中國模式」的「法治」。

這次梁愛詩舊調重彈，環境已變得大大有利，囊括43 席（包括工聯會6 席）的建制派，已能壟斷立法會的主導權，以政治威勢推動「法治」的大陸化，不斷對法院及司法獨立指指點點。面對這個形勢，維護香港的廣大市民，絕不能掉以輕心，要反駁的不是傳話人，而是傳令啟動的策略。最大的危險，是令公眾信心動搖，相信法庭在釋法威脅之下「自我審查」。面臨考驗，法院的堅持，及法律界和市民大眾對司法獨立的時刻守護，比什麼時候都來得重要。

司法獨立是法治的基石，而法治是香港特區繁榮穩定所繫；而且，維護香港的法治，過去對中國逐步建立法治社會有特殊角色，貢獻良多。1999 年的釋法爭議，引起內地法律學者對人大常委會解釋權的探討； 陳文敏教授在上周的《法政隨筆》，引述內地在《齊玉苓案》，首次引用中國憲法作判案依據，開創中國政府的行為受憲法約束的司法覆核先例。最近，中央當局表示有意探討司法改革，作為政制改革的前驅。在此關鍵時刻，我們更加有責任防止特區法治變質。

可是，對於中國法治發展，香港的法治還可說只是一個有利因素，但對香港本土而言，摧毁法治和司法獨立，則是致命的一擊，這道防線失守，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將會徹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