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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6/2017
回歸廿年 香港法治
臨近7月1日，適逢今年是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周年，傳媒都在做回顧特輯，當中總會在某些大事件裏看到香港法律界的身影，令人有既欣慰又擔憂的複雜心情。
正如回歸後幾位中央政府領導人說，「一國兩制」是新事物，對香港法律界來說，最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必然是「人大釋法」。
香港屬普通法法系，中國則屬大陸法法系。在普通法法系中，法律的解釋權只在法庭，而大陸法法系，除法庭之外，其他法定機關也有解釋權，甚至是最終解釋權；在中國，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會。
香港回歸中國，兩個法系既要清楚區分，亦要部分磨合，因此《基本法》第158條一方面訂明香港法院就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案件，有權解釋《基本法》和所有本地法律；另一方面，除賦予人大常委有釋法權外，更重要的是設下了一些規限，包括案件必須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而香港法院認為有需要，並於作出終審裁決前，可提請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
這個安排本來無可厚非，而且只要嚴格恪守，必然既能夠讓香港的法治更上層樓，亦足以給全世界證明「一國兩制」堪稱典範。可惜回歸不到兩年，第一次釋法便出現了，至今共有5次釋法。除了第4次可算是依足第158條的程序之外，其餘4次都是中央政府在極度爭議的情況下，單方面或隨己意地行使釋法權，也遑論釋法的內容是否合理了。
所謂「疾風知勁草」，尚可慶幸的是，儘管受到多次人大釋法的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法律制度仍然屹立不倒。這全賴法律界同業──包括法官、律師和法律學者持之以恒地以專業精神謹守崗位，以及香港市民的支持。
一個名叫「世界公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的獨立組織過去多年就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法治水平作出分析和評估，香港一直以來都高踞前20位（2016年香港16位）。此外，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2016年發表的《2016至2017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的司法獨立程度在全球約140個地區中排第八。
維持法律質素在一個高水平，並不斷追求進步，亦是優良法治的必要元素。過去20年，香港在這方面的表現可說備受世界注目。回歸後，香港法院作出的不少裁決，就成了其他普通法地區必然參考，更是大學法律學系教科書中引用的案例。最著名的要數「鄭經翰及另一人對謝偉俊」（﹝2000﹞3 HKCFAR 339），這本來是一宗誹謗案件，但終審法院法官在判詞中，就「公正評論」（Fair Comment）下了定義，不但為言論自由提供多一個有力的保障，也成為其他普通法地區法院在處理有關言論的罪行時必須參考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有份審理上述案件的5位終審法院法官中，有3位是外籍法官，包括時為常任法官的包致金以及另外兩位非常任法官羅弼時爵士和李啟新勳爵。香港法院之所以能聘請海外優秀的法官為我們的司法制度作出貢獻，其實全賴《基本法》第82及92條訂明，香港法院可從其他普通法地區邀請和聘用法官審案。任何人如果說香港不應有外籍法官，那不是愚昧就是無知，或愚昧無知。
這樣足以證明，只要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必定能夠維持和促進香港優良的法治。這一點，筆者相信香港絕大部分法律界同業都同意，更希望中央政府都能明白和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