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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2009
國際視野 – 一個與和平獎無緣的人 ——憶聖雄甘地
筆者一直希望今屆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中國維權人士胡佳和促進歐洲各國由戰爭邁向和平整合的歐盟，因此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獲獎依然感到莫名其妙，始終不敢苛同。但對於他欣然接受這項殊榮卻不感意外，畢竟這個喜訊有助白宮沖淡一下因為芝加哥申奧不成功和醫療保障改革的爭論所帶來的困擾吧！
而如果諾貝爾和平獎有一天可以追頒予已去世的偉人，印度聖雄甘地幾乎肯定榜上有名。甘地主張採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方法，力求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追求真理公義，這「真理的力量」（satyagraha）感召過無數的追尋民主與自由的政治家，當中包括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維爾、昂山素姬等都成為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勝利，根據甘地的認知，從來都不是征服與被征服如此簡單，是對立雙方因接受了真理而帶來了「關係的轉變」。追求真善美的人有責任對不公義的事情採取不合作的立場，直至令對方清楚無誤地了解何謂「有所不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本身是一種鍛煉、真理的實踐，所以更不能只為了避免衝突、刻意逢迎而作出口是心非的姿態。
甘地認為，人們迴避「說不！」的責任時，問題未必在於爭論本身，而是自己的準備不夠、信念有所動搖，或是用沒有想出具創意的方式去介入不公義的事件之中。結果大家容易把「要不要說不？」（whether）和「怎樣去做？」（how）這兩個問題混淆起來，捨難取易，思維短路也不自覺了。
「人民造鹽運動」的啟示
事實是，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本質是一個保持彈性、變化多端的抗爭過程，固此也從來無法給予追隨者任何肯定的答案。1930 年，大英帝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已有四個世紀，兩次「不合作運動」依然無損獨裁者的專橫。那年3 月12 日，甘地發動的第三次運動，針對鹽稅，策動「人民造鹽運動」。他帶領支持者走了320 公里路到海邊找地方造鹽，並告之英國當局自己公然違法的企圖和目標。英方初時的反應是輕蔑譏諷，把「造鹽運動」當成是笑話，任由甘地和盲從他的一小撮人去海邊「示弱」吧！
不過，印度人紛紛倣效甘地那個餿主意，嘗嘗「另起爐灶」的玩兒。當英方再阻止不了成千上萬的違禁人士，甘地終被請往倫敦談判。這個故事的教訓並不是甘地一早知道他會成功，而是作為領袖的他，即使知道某些行動建議是難度高、風險高，也不該因此就讓無力感、焦慮、煩燥這些負面情緒控制自己，又或者自我矮化成「無奈的旁觀者」。
抗爭與談判，也不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兩個選項，而是「不合作運動」的兩個互補的面貌。對甘地而言，抗爭一開始，要有談判的意圖，也就是把將對手視為未來可能的合作對象。只有談判準備而沒有抗爭意識，就有不斷往後退讓，把原則放在談判桌上去的問題。相反，只有抗爭意識而沒有談判準備，很可能只會不歡而散。
尊重對手，不代表依賴對手，更不是要接受對手的不正當言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參與者需懂得向對手「是其是、非其非」。早在南非為印度人爭取權利時，甘地的「死對頭」Jan Smuts 將軍曾獲贈由甘地在獄中親手編織的涼鞋，表示重視這位難纏的對手。高傲的將軍經常展示這份「甘地給我的禮物」。直至甘地70 歲生日那天，將軍把涼鞋送還，並附上便條表示： 「我覺得我不配穿上由你這樣偉大的人所造的這雙鞋。」就這樣，對立雙方接受了「關係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