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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009
國際視野 – 捷克《77憲章》運動的人文精神
捷克《77憲章》運動是東歐在冷戰時期的重要人權事件之一。然而《77憲章》的發起人的自我評價卻是平平無奇，他們形容自己只是一群有不同信念、信仰和職業背景的人民作自由、非正式和開放的組合，共通點在於堅持人權在捷克和世界各地皆須獲得尊重。值得關注的是，一眾發起人還堅稱《77憲章》不是一個組織，更不是反對政府活動的基地。他們把自己等同世界各地民間自發活動一樣，為服務公眾利益而立，相信《77憲章》會有助所有捷克人民獲得自由。
人要活得有尊嚴，人權和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必須得以彰顯，並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在共產政權的鐵腕專政下，《77憲章》談人權和自由都是越軌行為。在一黨天下的氣焰下哪有獨立自主的活動空間？作為一股道德力量，一眾發起人「捨我其誰」的勇氣為1968年「布拉格之春」運動被暴力鎮壓後的政治低壓區打出一個小小的缺口。捷克共產黨要把《77憲章》消滅於萌牙狀態，也是意料中事。
不少朋友都讀過哈維爾（Vaclav Havel）的《無權者的權力》一文，但較少機會接觸到哈維爾的老師，捷克哲學家柏托殊卡（Jan Pato?ka）的思想。其實，《77憲章》運動的人文精神皆源自柏托殊卡對官方唯物辯証觀的批判。柏托殊卡認為，要把人從制度中解放出來，就得拒絕認命，停止自欺欺人，克服「習慣成自然」的惰性，不再毫無保留地接受官方的意識型態，為生存而生存。當人們重新肯定自己的反省和認知能力，體驗行動的自主性，就能探索人和世界的關係，進行塑造以至再塑造。
問題是，自我修行、內省的求索容易脫離現實世界，虛無飄渺、逃避責任的行徑也由此而生。柏托殊卡的一位學生，瑞石（Petr Rezek）就認為「異見人士」的思想和生存空間屬於私人領域，要跟現實世界割裂，所以都不能成為公眾活動的。
然而，柏托殊卡堅持每一個人對世界要有一種「真正關係」，這關係必須建基於人類對世界的責任。所謂承擔責任就是「說實話」，就是「為真理而活」，也只有這樣生命才是實實在在的。年事而高的柏托殊卡付諸行動，成為《77憲章》運動發起人之一，親自示範了那份豁出去的道德情燥。
對哈維爾而言，意識形態配合著暴力橫行，產生人人自危的恐怖感覺，教人不戰而降，甚至自我陶醉在謊言中而不能自拔。相反地，「異見人士」的經驗較那些隨著政權拍子起舞的人更可信、更有真實感。「異見人士」挺身而出，就必須面對牢獄之苦。跟死亡擦身而過，他們才懂得生存的意義。因為對世界的無私奉獻，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人們才可以擺脫無意義的既定秩序，進入了有意義的世界。奉獻和犧牲都應該是自願和有清晰目標的，從破繭而出的過程中建構一個不畏強權（freedom from fear）、擇善固執的新社群（a community of the shattered），一個團結人民的新基點。
共產政權對柏托殊卡和哈維爾兩人和同行者的不斷打壓，只是控制了運動的參與人數，卻控制不了《77憲章》運動百折不撓的人文精神的散播。這個講求良知自省、付諸行動的人權運動，直接促成1980年代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在1989年，在東歐共產政權崩潰之際，捷克終於集體活出了柏托殊卡和哈維爾的精神，在短短幾個星期內自我解放，成功把異化已久的政權歸還人民。
《正義和平》，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