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談判開始便十分複雜。1997年前,香港人既接受回歸的事實,也對回歸抱有不少疑懼,所以有大部分人留下,也有不少人選擇移民;回歸後,港人既對中央擁有香港的主權無甚異議,卻對中央不少對港政策難以苟同,所以當大部分人認同要與中央保持良好關係的同時,也有些人對她持有戒心,甚至抗拒。
民主派政黨和議員身為民意代表,市民的心理和情緒也反映在個別政黨和議員的立場和路線之上。原則上,大部分市民認同民主派須與中央溝通,實際上,他們又會考慮到與中央溝通是否有效用,更擔心溝通的結果會否違背他們的意願和期望。也是基於這種忐忑的態度,所以當傳媒披露民主黨與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在香港見面時,雖然大多數民主派人士認為這並非壞事,是有建設性的舉措,但還是有少數人對此不無微言。
不過,民主派是否因一些枝節問題,而否定民主派與中央溝通的需要呢?相信絕大多民主派的朋友和一般市民均不贊同這種想法,因為對民主派而言,與中央溝通是有用的;對中央來說,與民主派溝通更加必要。
民主派之所以須與中央溝通,是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規定下,香港儘管在絕大部分事宜上理應有自主的權力(實際上有沒有和有多少便另當別論),但在一些重大議題上(例如任命行政長官乃至是否延續「一國兩制」),中央都有角色。透過溝通,盡力以理服之,從而令中央作出符合港人期望的決定,肯定是最理想的;無論結果為何,這也是代議士的天職。
中央之所以必須與民主派溝通,是民主派代表香港大部分民意的政治勢力。或許有些內地官員如張曉明之流對這部分民意不以為然,甚至可能視之為敵我矛盾,但始終無法否定它的存在。除非中央認為她能夠一意孤行,不然透過溝通,盡力與民主派達成共識,是唯一出路。
近日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來港與民主黨會晤,展現了中央的主動。泛民主派在7月的退修會議討論過後,有共識要跟中央繼續溝通,故檢討後決定成立民主派之間的聯絡小組,使雙方日後或長遠的溝通正常化和透明化;同時,大家可以在小組內為與中央會面出現的難題集思廣益,作好萬全準備,恰當地向中央反映港人的意見。筆者希望透過聯絡小組,促進中央與民主派之間邁進客觀、理性和持續的對話,藉以深化民主派與中央的溝通。
當然,不能忽視的是,每當中央與民主派有意溝通時,必然有來自建制陣營的人嘗試挑撥離間,張曉明、陳佐洱和梁振英正是樣辦。他們的動機路人皆知,就是想破壞和妨礙民主派與中央的聯繫,讓建制派依舊壟斷言路,令中央政府繼續偏聽下去。而且,香港人追求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的意志是堅定的,並不會受強硬的言論影響而動搖。所以無論中央和民主派,或許也應該學習如何排除這些雜音,持續溝通,認清香港和國家的長遠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