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設想你是一位古董收藏家，在二○○六年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上，以二億元的天價，投得一隻繪有鬼谷下山圖的中國元代青花罐，成為全世界最昂貴的陶瓷藝術品買家。賣家送貨上門時，發現青花罐遺失了原裝蓋子，你暴跳如雷，但賣家保證替你修復。幾個月後，有人告訴你青花罐蓋子在互聯網上以五百萬元兜售，你會有什麽反應？

以佳士得例子為喻

你或者會毫不猶疑地找賣家算賬，上策是追究他復修古董的承諾，否則馬上撻訂兼要求賠償損失；下策是把青花罐蓋子買下來，先保障自己手上古董的價值，再把成本從二億元成交價中扣除，使自己不致蒙受損失。

但真實的故事往往光怪陸離：買主不慍不火，發表聲明要求公眾人士「不要購買這些物件，以免對日後的文物保育工作造成不良的影響」，並且表明自己絕不會斥資購買，因為「保育文物的原則和精神不容妥協」，更表示即使失去原件，「並不會對恢復文物價值有重大影響。」　　若果你認為這位古董買主實在荒唐，處處與自己倒米，你便得明白這個買家是誰：政府發展局兼古物事務監督。與上述倫敦佳士得拍賣會的不同之處，是發展局所買的古董並非元代青花罐，而是有七十年歷史的古迹景賢里；成交價不是二億元，而是估值約五億元的一幅半山地皮；在網上兜售的不是青花罐蓋子，而是從景賢里拆下來的大門、窗飾等古迹原件。

當然，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發展局拿來交易的五億元只是市民大眾的公帑，而並非像古董商一樣，要從口袋裏拿出真金白銀。

保育景賢里五失誤

政府在處理景賢里古迹時讓市民大眾蒙受損失，已經不是頭一遭。屈指一算，這已經是政府第五次失誤。

第一次失誤在二○○四年初，當時景賢里業主準備出售大宅，長春社呼籲政府保育古迹卻不得要領；第二次在二○○四年六月，古物諮詢委員會議決要求政府保育景賢里，猶如對牛彈琴；第三次在二○○七年初，景賢里業主多次聯絡政府，並致函特首提出協商，行政長官辦公室將函件轉交民政事務局處理，當時主事的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鄭月娥事後解釋，因為官員「觸覺不夠敏銳」，所以整件事石沉大海；第四次在二○○七年九月十日，景賢里業主找承包商把大宅「煎皮拆骨」，已經擔任古物事務監督的林鄭月娥在五天後始刋憲，宣布景賢里為暫定古迹，但大宅已經遍體鱗傷，很多門窗、傢俬原件已被運走。

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林鄭月娥以發展局長的身份，宣布將一幅約五萬方呎、屬綠化地帶的人工斜坡與景賢里交換，條件是業主負責將古迹復修並承擔費用，才交給政府活化再利用。毫無疑問，「復修」的意義在於盡力回復古迹拆卸前的原貌。

景賢里是唯一在中半山留存至今的二十世紀初中國宮殿式建築，被政府古物古迹辦事處的特聘專家評為：「從建築與環境的設計內涵看，充分體現建築師對中國清代建築藝術的理解和古今結合、以今為主，以及中西結合、以中為主的設計功力。景賢里的施工藝術堪稱一流，從最初建築放線的準確性到最後裝飾處理的細緻性，都會令今天的工匠佩服。」經典電視劇《京華春夢》及荷里活名片《生死戀》都曾在這座古老大宅取景。對於這樣一座博物館級數的古迹，一磚一瓦、一窗一柱都有它的獨特文化價值。

既然當初拆缷景賢里的人是發展商的承包商，要修復景賢里，發展商自然有辦法，更有責任把承包商找回來把事情做好。發展商與承包商之間的錢銀瓜葛，例如當初發展商有沒有全額支付拆卸費用，還是要求承包商把拆卸得來的構件變賣以抵銷拆卸費，以至如今發展商應付費多少給承包商把原構件還原修復，都是發展商要解決的內部糾紛。政府的責任是維護市民大眾利益，清楚要求發展商履行承諾，取回所有未毁爛的原構件，把景賢里修復原狀，保持古迹的原整性。

政府重私利輕公益

退一步說，發展商從政府手上換得了一幅價值五億元的地皮，若真要拿出幾百萬元給承包商把事件「擺平」，實在是九牛一毛。政府為何越俎代庖，擔心發展商的「荷包」，卻罔顧社會大眾的損失？

文物保育政策千瘡百孔，政府本來可以在兩年前，趁社會對景賢里的關注，勵精圖治、修改法例、改革體制、與民共始。可惜林鄭月娥卻在二○○七年底告訴立法會：政府認同需要改革，但「由於過程亦頗為費時」，不準備修改法例，不準備引入新機制，一切政策與法例的修訂，都要留待二○一二年後考慮。

由於政府寧用行政措施的權宜取代政策法規的穩定，行政權力大幅膨脹，保育效果是好是壞，便完全由人治因素主宰。現在是保存景賢里古迹完整性的最後機會，因為一旦承包商把原裝構件在古董市場拆散拋售，將來市民大眾就只能像搜購圓明園流失的十二生肖銅像一樣，空為文化遺產的破損而抱憾。

政府的多次失誤已經使市民損失了文化遺產的完整性，現在還向傷口灑鹽，難道這就是發展局所聲稱的「保育文物的原則和精神不容妥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