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北京大學將從5 月起推廣實施對思想偏激、學業困難、心理脆弱、網絡成癮等10 類學生進行所謂「學業會商」制度，學生將與來自校方的學生工作部、心理諮詢中心及就業指導中心的老師約談，針對不同情「開展實際幫助和思想診療」。無獨有偶，英國政府正在研究要求高等學府的老師對思想和言行偏激的學生多加注意和跟進監察，並且積極考慮將這個新措施納入全國反恐預警系統中。執筆之際，倫敦有數十萬人示威，不滿政府緊縮開支，超過200 人被捕，至少30 多人受傷。

不論是不自由的中國，還是民主的英國，所謂「思想偏激」很難界定。兩國政府刻意不問因由，用「輔導」、「維穩」和「反恐」等說法作掩飾，拐了一個圈之後進而肆無忌憚地監控和管制「不中聽的言論思想」，這樣做的實際作用不會很大，反而會引發當權者和社會之間更多更嚴重的爭議，陷入「打壓、對抗、打壓」的惡性循環。

當權者不務正業

香港的年輕人也在躁動。前日，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一個青年論壇上，說「態度決定命運」，勉勵年輕人不要怕失敗，要積極樂觀面對未來。出席同一場合的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則忠告年輕人要珍惜在香港享有的自由，但強調他們應負上社會責任，不可以藉示威自由妨礙他人，甚至傷害別人。與較早前政務司長唐英年的「車人亡」論和警務處長曾偉雄的「天方夜譚」論比較，曾蔭權和彭清華兩人今次的發言表面謹慎懷柔，來自西環跟中環的領導表現一致，惟內裏依然「態度照舊」，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掌權的人總是覺得管治失當的政治責任從來不在自己身上呢？要講平衡權利與責任的大道理，就必須指出當權者不務正業，不好好處理社會和經濟的深層次矛盾，才是要大家認真面對的問題。不同背景、階層和年紀的市民都對香港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愈來愈感到憂慮。我們每日營營役役，滿足生活所需，有否忽略了追求整體幸福和改善生活質素的責任？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是「正常」的經濟現象，還是已經形成了一個社會排斥的惡性循環？為何一向崇尚自主自足的中產人士的無力感會與日俱增？為何香港無法做好保育的工作？為何香港的政策制訂和政府官員的表現如此不濟？為何香港人對身分認同和歸屬感在九七回歸後變得愈來愈不確定？

財政預算案劣評如潮，市民對不負責任的政府愈來愈深惡痛絕，財政司長作勢讓步，實質是害怕面對失敗，派錢救火以自保，糊裏糊塗的建制派也可以宣布「成功爭取6000 元」而找到一個下台階。政府完全毋須為表現失當負責，也沒有確切回應市民對改善施政和長遠社會投資的合理訴求。官員無半點反省，只懂得見步行步、得過且過，繼續親疏有別，鼓吹歧視持不同意見的人士，他們最近的言行，只有令社會更焦慮、更分化。

如果特首和為政府撐腰的後台以為這些只是部分香港人的個人態度問題，那麼他們的態度真的很有問題了！

在臨界點上旁觀

古今中外，成功的變革，開始時都只有少數無權無勢的人為了捍衛核心價值發聲，為看似遙不可及的理想組織變化多端的抗議，更會不斷開發具創意方式，去對抗不義的制度和政策，感染更多平民百姓，爭取社會的共鳴。Steve Crawshaw 和John Jackson 收集了林林總總的對抗經驗，鼓勵追求變革的人努力不懈，自強不息。書中描述的每一個行動簡潔真誠而且有說服力，不用矯揉造作，也不重所謂傳媒策略，實在有助提醒讀者要學習和欣賞這些單純而持久的抗爭。就如印度聖雄甘地所言： 「起初他們不去理會你所做的事，其後他們嘲笑你，然後他們打擊你，到頭來你會得到勝利。」（”First theyignore you. Then they laugh at you. Thenthey fight you. Then you win.”）爭取變革的人不怕失望，而是更怕失去希望。他們的憂患意識從來都不是用來發泄的負面情緒，而是為了公義社會拼搏的原動力。他們不會迴避對社會的責任，而是為曠日持久的角力做好準備。

親建制的力量在不斷被挑戰的過程中更會害怕失去話事權，管治的思維因而變得更單元，建制內的既得利益者因老羞成怒而變得更偏激、更強硬，善意的提示聽不進去，還會厚顏無恥地惡人先告狀；呼被人抹黑歧視。狡猾的當權者會採用「溫水煮蛙」、「利益交換良知」、「殺一儆百」的伎倆，採取恫嚇和分化的手段，試圖孤立推動變革的人，壓抑對抗的聲音。

在兩股力量之間，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旁觀的人都是站在臨界點上，大家總得想一想，我們的政治制度畸形扭曲，當權者得過且過，爭權逐利的政治遊戲會將我們帶到哪裏？連追求夢想、求變革新的人都容不下的社會，政商特權大可為所欲為，人民會活得更幸福快樂嗎？

作者： Steve Crawshaw and JohnJackson

書名： Small Acts of Resistance:How Courage, Tenacity,and Ingenuity Can Change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