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學者輪流執筆，周一刊出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來華前，用上「同舟共濟」和「全面戰略對話」的說話，突顯華盛頓銳意提升美中雙邊關係，難怪輿論將之形容為希拉里亞洲四國之行的「重頭戲」，至於首站的日本則被普遍視為安撫和外交平衡之作。儘管如此，中美關係要改善提升，除了一些容易令人鼓舞的姿態和口號外，還要視乎雙方能不能在朝鮮核問題、氣候、貿易等議題上找到共同目標，在實踐中進一步互相靠近，鞏固成果。

關心中美關係發展的評論，也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國務卿選擇亞洲作為她首次出訪的目的地，有一定意義，不過副總統拜登較早前已率先到歐洲向美國的傳統盟友闡述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優次，尋求支持。外交團隊中也不乏對中東問題有真知灼見者，針對伊朗和伊拉克局勢，協助奧巴馬調整美國的中東政策。奧巴馬政府的外交班子要做的，涉及更深層次的美國外交策略的變動。

「聰明實力」聰明之處

在群雄並起的時代，國際秩序發生了變化，加上金融風暴，美國不能再獨斷獨行，不能像布殊般橫衝直撞，搞自以為是的單邊主義。值得留意的事實是，世界還是需要一個正氣和可靠的力量，即使美國處於弱勢，世界普遍存有「反美」情緒也好，卻不表示世界期盼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這個「金磚四國」陣營取而代之。希拉里口中的「聰明實力」（Smart Power）的要旨，是要善用自己的既有實力，軟硬兼施，以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

首先，認受性嚴重不足是布殊外交的教訓。布殊將馬基維利的金句， it’s better to be feared thanloved，發揮得淋漓盡致。美國有軍事方面的絕對優勢，可是拳頭不是道理。外交同時講求認受性和形象工程，以確立可以服眾的話事權。如果決策部門忽略了其他非軍事的手法，美國的領導力會愈來愈受各地的勢力和民意質疑和挑戰。奧巴馬下令關閉關塔那摩的「反恐設施」，讓長期被囚的人得到公平審訊，會是正確的一步。美國要得到國際社會的信任，就得嘗試及早跟各方做好溝通協調，結盟分工，期望管理，以至設定共同的策略目標。在千變萬化的國際環境中，奧巴馬要帶領美國站穩人道精神， 「是其是，非其非」，還得記住it’s betterto be loved than feared。

其次，各地區新興力量紛紛要求在國際議題的發言權和話事權，尤其中國的進取表現最為突出。奧巴馬政府應從善如流，反客為主，帶領國際社會檢視現行國際秩序，用協商談判方式進一步鞏固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關鍵組織。美國霸權「縮水」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不表示國際秩序將會大亂。奧巴馬的外交團隊中，學者出身的Anne-Maria Slaughter 就曾經提出，在互相依存的基礎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為了營造穩定和諧的國際環境，會願意參與建構國際法律秩序，並且出於自身利益自願接受規範。

這說法聽起來有點象牙塔，兼且費時失事。不過，在氣候變化、能源、核不擴散、疾病、糧食危機等議題上，美國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促進全方位和多邊合作的方式，擔當協調或者召集人的角色，為國際社會提供合乎公共利益的制度。即使這些努力最後不盡成功，美國做好本分，不用雙重標準迴避責任，都會贏得口碑和其行動的加強認受性。

第三，美國的民間社會可以為「聰明實力」提供強而有力基礎。奧巴馬政府要為美國洗脫「欺凌者」的壞形象，就要借助各式各樣的傳播途徑和手法，也得學會如何跟想法相近的智庫、基金會、大學、知名人士配合，支援國際民間組織關於滅貧、保育、科研、衛生醫療、綠色經濟及推動人類幸福的各種計劃。奧巴馬政府得明白，美國在軍力以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優勢，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推動美國的全球策略。

第四，中東和亞洲區內各國互信度不足，各有盤算，已是老掉牙的問題。美國固然要維持跟區內傳統盟友的緊密關係，但奧巴馬也需要伸出友誼之手，嘗試與「盟友的敵人」開拓對話空間，打破「反美」循環。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美國跟印度和巴基斯坦關係良好，便是一例。若奧巴馬能與伊朗破冰，對地區安全有益無害。縱使不成功，將來美國要採取非常手段時，國際社會也不會以為美國不懂得講理。

第五，也應該是最重要的，奧巴馬政府得學會選擇外交目標，分出輕重，定好次序。從伊拉克撤軍便是一例。美國軍力再強，若事事出手，全球奔走，以為捨我其誰，結果只會是吃力不討好。對伊拉克的承擔，應由軍事轉為民事，在基礎設施和制度建設加大投資。對伊朗的核技術發展，美國得尋求俄羅斯合作。同理，借力中國可間接影響朝鮮和緬甸的局勢。「聰明實力」聰明之處，也許就是一種do more with less 的效率。

奧巴馬的外交團隊應以布殊政府8 年的經驗為鑑，專注認受性、開發全方位和多邊合作空間、尋求民間社會協助、積極化解敵意及選擇性投入這五大範疇調整，改良了國際制度，理順國際關係之後，相信美國的主導（不是霸道）地位仍穩如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