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獨裁政權要對付持不同意見的人，不外乎是口誅筆伐、利誘威迫的權力遊戲。習慣了這一套的人，逆來順受，在自己的舒適地帶過日子，所以不可能了解為什麼香港會有人，特別是青年人，如此不滿「一國兩制」，要「搞事」，抗拒融合，主張香港自主自決，甚至講得出「香港獨立」，要自討苦吃？團結香港基金顧問劉炳章日前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 「（香港獨立）本身係錯誤行為，連學術討論亦唔應該提出。」不過，一眾權貴為了爭相表態，用這種只問立場、不問因由的態度一味追打封殺，恐怕既不聰明也不中用，不能達到為香港人「抗獨」的目的。原因很簡單，權貴對今天愈來愈嚴重的官民矛盾和中港矛盾束手無策，對「一國兩制」變成緊箍咒觸發的抗爭情緒視若無睹，反而圍繞「香港獨立」這個課題團團轉，絕對是浪費時間不務正業，還有可能鼓勵更多人投向離心對立的局面。

權貴者，就是身處權力核心的人，他們必須承擔具體的責任；可是近年北京不時提醒要準確認識《基本法》和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同樣是對香港的情一知半解、顧左右而言他的回應，說穿了其實是一個由上而下「統一思想」的洗腦工程。權貴利用推廣基本法來包裝逢迎上意的歪風，推廣憲制的工作已經異化成破壞信任的工程。最新的例子有大律師公會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沛然，前天早上出席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本來以「從一件公安案件看香港基本法下的司法」為題演講，內容有關法院如何依據法律及判刑原則在刑事案上判刑。不過刊載在場刊的講辭尾段，被加上3 段與主題無關的段落，講及「愛國愛港力量可有助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推廣」及「中央官員講話更具權威性，更能反映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因此加強香港與內地各方面溝通和合作對推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至關重要」等內容。主辦單位表示，場刊因排版過程錯誤植入其他內容，以致講辭出現誤差。「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存在本來就是要保護香港不受共產主義的一方侵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的工作由香港政府撥款支持，今次誤植事件令人不安之處，不在於有人犯了校對程序此等低級錯誤，而是從該3段文字反映出來的官方意識形態。所謂推廣基本法的工作，對我們來說愈來愈沒有說服力，實在可休矣！

ultimatum game 的啟示

探討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失望和這幾年北京對香港政策失敗之底因其實一點也不困難。行為經濟學的「最後通牒賽局」（ultimatum game）就指出我們關注公平對待多於一時的利害計算的情。在這種博弈中，兩名參加者進行一場分配的決定。其中一方必須向另一方提出一種分配資源的方案，如果受方同意這一方案，就按照提案人的方法進行資源分配；如果受方不同意便拉倒，雙方什麼都得不到。按照傳統理性抉擇的假設，只要提議的人將小量資源分配給另一方，大家就應該同意接受，因為這個結果要比什麼都得不到好。可是，在真正的實驗中，除非是提出接近平均分配的建議，分配的方案才有可能通過，其他明顯不公平的方案大多會遭到否決，也即是一拍兩散的結局。

既然中國以「香港的統治者」自居，就不得不學會從香港的位置考慮並提出香港人認為公平的待遇。一如「最後通牒賽局」的情，如果北京要「一國兩制」這種特殊關係順利進行，決定性的因素其實在於準確地拿香港人的態度。與其四出指摘香港人不安分不感恩，當權者不如反過來問問香港人現在要怎樣的制度和安排、對於未來有什麼想像和憂慮，才有望開始紓緩尖銳對立的局面。

推動民主善治才是正途

任何真正關心香港的人，當務之急是尋求香港人認為公平而且可以接受的新管治方式，推動更能實踐港人治港的新平衡點。為此，第一，香港必須重新「啟動民主化，完成雙普選」，還政於民；第二，制訂「公民投票法」及相關制度，讓香港人就政制發展問題表態；第三，開放式討論香港的經濟社會人文發展的模式，以「香港新政」（a new deal for HongKong）作為主軸，探討適合香港永續發展的藍圖；第四，制訂行政立法關係操作協議，重新確立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憲制原則，提高施政及問責水平；第五，制訂朝野關係操作協議，參考民主國家議會對反對黨派的支援，促進香港人有真正選擇的民主選舉；第六，訂立「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促使政府完善公開資料和檔案管理的制度，為鞏固公民知情權打下堅實基礎，使政府行為和決策過程受到更嚴格的監察。

這裏提出的改革措施，全部是有助香港步向民主管治的硬件和軟件，可以有效推動香港人用自己的集體智慧和經驗達至公道的制度和公共政策決定。要正視「香港獨立」的課題，要做的不是聲討打壓。香港人知道自由的可貴，香港不是大陸，京港權貴「老大哥」不能進行思想言論封鎖。推動民主善治，鞏固公民社會，促進社會互信及講理的政治氣氛，提高管治水平才是正途。

延伸閱讀：Richard H. Thaler（2015）,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