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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2016
懶理學生的教育局長
吳克儉自2012年年中出任教育局局長以來，民望一直處於低位。港大民意研究計劃3月上旬的民調中，他的支持率為負47%，在各局長中敬陪末席。港人的眼睛雪亮，吳克儉不得民心自有原因，上周六他出席一家中學的活動時，躲在座駕內看手機，不肯接收學生的請願信或與學生對話，實在經典。
即使吳克儉後來辯稱，自己當時並非玩手機，而是在用手機處理公務，依然無法解釋為何不能花數分鐘時間，下車接信，和學生講三、五句，顯示聆聽教育持份者的意見和訴求。情況就跟3個月前，他為了到日本度假，而缺席「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公聽會一樣。事後他態度依然傲慢，更反唇相稽，指社會一有問題即歸咎教育制度差，他「好唔順氣」。
請願學生想向吳克儉表達的議題，包括TSA、普教中和學童自殺等。他這副嘴臉，令自己上周三和本周一在立法會對學童自殺問題的答覆顯得更欠說服力。政府整套回應是一貫的官樣文章：首先他否認學校功課多，只是成立專責委員會、舉辦研討會、由教育心理學家到學校舉行教師講座、成立專責團隊到校加強支援，以及製作資訊小錦囊等；而短期內給予中小學用以支援學生心理健康成長的撥款，僅是每校5,000元。政府處理這問題的致命傷，其實還不在於支援是否足夠和適當，而是一如吳克儉，缺乏對年輕人虛心聆聽的態度。
綜觀過去數星期傳媒有關學童自殺的討論，絕大部分出自官員、學者、專業社工和教師，以至各類意見領袖。他們的知識和意見值得尊重，但是真正面對問題的年輕人在坊間輿論中所佔的比重，大概連一成都沒有。於是，我們只看到各類事業有成的成年人在推想自殺的主因，是年輕人功課和就業壓力很沉重，以及與家人和朋友溝通不足等。
不少社會學者指出，我們這一代成長於物質較匱乏的社會，因此較重視生活富足安穩，但是年輕一代成長在較富裕的社會，較重視生活的價值和滿足感。面對他們的自殺問題，我們在下結論和制訂措施前，首要的是虛心聆聽他們的想法，看看跟成年人的推測是否相同。然後再深入探討，是否只要在現行制度上小修小補，或提供多一點服務支援，就能解決問題，還是社會需要尊重更為多元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作出徹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