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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2018
我為什麼寫《拱心石下》
「我生於1948 年，如今七十將至，已見證了這一代人在香港歷史轉折的起落盛衰。我所屬的是分水嶺的一代，生長於香港，1966 年入大學，哲學一念十年，出國留學又回來，與中英文媒體結緣數十年，經歷了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投身法律界，雖然命運不能自主，卻奮然負起鑄造命運的巨責。1995 年遽然從政，立法局變身立法會，議會生涯十八年，經歷過大小風波，審議法律草案無數。2012 年退出政壇，回歸法律執業。我畢生所重視的是個人的修養，以及在和平開放的社會裏對知識與智慧的追求，從政是時代局勢之下不容逃避的責任，表面的風光只是必須忍耐的浮華，退下、交棒是解脫，反璞歸真。我的一段路走完，香港尋找未來的旅程卻離目的還遠。然而，每與新一代交談，提起種種人與物事的來龍去脈，原來不少事已不復人知，說出來，聽者感到新鮮，我這講者則驚訝這麼接近的記憶也已消失。以重大代價換來的教訓豈可任由遺失？今日寫下的個人經歷雖不全面，但也堪作歷史補白，是檔案，也是我們的香港故事。」
以上這段文字寫於2015 年9 月17日，是今年7 月牛津出版《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的緣起。這段文字已為〈序章〉取代，因為兩年零十個月的寫作與編、寫之間的交流，成書已遠遠超出了原先「從政小傳」的想像，成了我這一代人，特別是法律界，在這關鍵十八年重大事故中為香港的奮鬥留下的紀錄，同時為新一代提供歷史背景資料，好讓他們的奮鬥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