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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2016
支聯會大義與年輕人功利
今年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紛紛杯葛，另起爐灶。支聯會領導人物面對這次衝擊的反應和姿態，我認為值得商榷。
晚會不再有學聯或學生會代表發言，支聯會改為安排大專政改關注組成員唐曉昕與支聯會青年組成員蔡佳洋在台上對話。唐說，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的言論「不代表我」，此環節的抗衡用意十分明顯，我認為過猶不及。
此外，學生會代表與支聯會幾位元老連日來多番當面對質，或隔空開火。樹仁大學學生會編委會總編輯吳桂龍的「支聯會龜公鴇母」論比喻不倫，十分侮辱，令人反感；但只是個別或少數學生想法，受辱者不必一竹篙打一船人。再者，挑剔學生的論述不合邏輯、缺乏歷史眼光常識，大義凜然教誨年輕人，有效嗎？他們聽得入耳嗎？有道理變無道理，只會適得其反。
倒不如首先站在年輕人的角度，明白他們言論背後的情感，受過什麼挫折，才會走到與燭光晚會和支聯會割席這一步。同理心，是良性溝通的條件。
學生會以各自方式和場地辦六四活動，是否藉六四談香港前途，有否默哀儀式，我認為不重要，我只想，年輕人搞新意思之餘，不要忘卻做人的本位，守得住譴責六四屠城的道德底線。
年輕人的新意思若然吸引更多香港人用適合自己的方式譴責六四屠城，未嘗不可。香港700多萬人口，粗略而言，100萬人曾經為六四上街，今年六四在維園聚了10萬多人，無論對支聯會或杯葛者來說，還有很大空間爭取市民認同，並非零和遊戲，雙方都不必唯我獨尊，自以為是。
我們需要的，不是口舌之爭，而是實事實辦，哪個主張和方式得到較多市民認同，或自然淘汰，有目共睹。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最實惠的，「講等於做」最要不得。
談談「功利」。近年，年輕人看香港淪為「只為配合內地而生存，喪失自身價值」的特區，大環境充滿挫折和失望，渴望找到出路，可以理解；但如果憑否定前人一切工作和情懷，否定大台，拆大台，甚或不擇手段地踩前人上位，就實在過於功利。正如杜耀明教授近日的文章指出，利用責罵別人以鋪墊自己的主張，不僅是年少輕狂，是無知和不負責任。
有理想抱負的人應該有自信，各有想法，就各自堅持。哪些是可恒久的大度堅持，哪些是短視的功利權宜，時間會為我們驗證。
從另一個角度論「功利」。杯葛支聯會和燭光晚會的學生當中，不會人人動機是踩前人上位，我相信，更多人是不耐煩，懷疑燭光點了27年又如何，六四無平反，大家不應繼續浪費時間在無結果的事上。
27年很長嗎？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一瞬間。台灣二二八事件，追究責任和要求平反的民間聲音堅持了將近50年，執政者才開始向人民道歉。堅持不一定無結果。
的確，目前未見平反六四的跡象，但做人只做可見未來一定有成果的事，未免太功利。
我是堅持呼朋喚友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支持者，但總的來說，今年學生挑戰支聯會和燭光晚會的存在意義，當頭棒喝，我認為是好事，畢竟，人有惰性，組織也有惰性，有時真的需要外來刺激，才會有壓力反躬自省是否脫節、離地；而年輕人可貴之處，就是不甘因循，敢於懷疑和挑戰。不過，寄語年輕人，保持赤子之心，切勿混淆手段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