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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2013
敵我矛盾
前陣子劉夢熊引述梁振英在選舉期間曾說：「建制派唐梁之爭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我們（建制派）跟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一般人認為這句話乃在市民意料之內，不足為奇。但這句話背後的典故和意義，卻也值得一談。
首先，若梁振英以「我們」來表述他與建制派的關係，相信很多人也認為這只是反映事實。但他與民主派之矛盾，跟建制派與民主派之矛盾，是否可以相提並論卻實在值得商榷。首先，「敵我矛盾」一詞，出於已故國家主席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表的一篇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文章。誰是敵人？毛主席於文章中說：「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但在同一文章中，他亦說：「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由此可見，特首與立法會，即人民代表之矛盾，在毛澤東眼裏應算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
敵我不分 錯解人民內部矛盾
在同一文章中，毛澤東對人民內部矛盾是否對抗性，也有這樣的看法：「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有『左』傾思想的人則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內部的矛盾也看做敵我矛盾，把某些本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可見若梁振英當真認為民主派與他是處於敵我矛盾，則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也是大錯特錯。最後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矛盾論》中也曾說過：「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持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現在香港面對之矛盾，正是近乎封建制度之領導層與廣大人民就香港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之矛盾，這種矛盾只有從政制改革落實《基本法》所承諾之普選制度才有望得以解決。身為行政長官，若不從這個角度去了解和面對這嚴重之憲制和社會問題，不但不智，甚至是思想錯誤、敵我不分，怎能令社會信服？
梁特首與兩派親疏有別
梁振英有否說過這番話，現在可能還未有確切定論。但從他過往的表現，可見他這種心態早已形之於行。在他選舉期間，從沒與泛民主派公開或私下會面。泛民主派要求他出席不同之選舉論壇，他一概借詞推搪或是索性不回覆。事實是在整個選舉過程中，他只出席了普選聯在二○一二年初所舉辦之論壇。雖然唐英年和何俊仁早已答應出席該論壇，但梁振英一直推辭當天沒空，直至論壇開始前兩小時才致電我們，辯稱可以出席。由此可見，他與民主派之關係實乃既冰且冷。上位後，他與建制派多次飯局會面，天南地北談個不停；但與民主派之接觸僅限於《施政報告》諮詢期間之一些官式會面及近期的早餐會議。親疏之別可見一斑。
當然有人會說，民主派對他步步進逼，天天批評，甚至啟動彈劾機制，梁振英如何與你們溝通？但客觀地說，民主派與梁振英之對立在於施政立場和政治取態。若一位行政長官認為施政應該求同存異、尋求共識，則更應視與泛民多見面、多溝通，尋找共通點為首要工作。這正好是顯現他有否容人之量、過人之處的大好機會。抱殘守缺、深化矛盾，實非任何特首應有之態。我懇請行政長官盡快改變思維，在政改方面與泛民攜手步向普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