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財務委員會主席吳亮星6 月27 日趁亂趕忙表決通過東北發展前期撥款，過程及手法備受質疑，有議員表示提出司法覆核。這不難理解，因為在一個只講投票不講道理的議會裏，少數派永遠落敗，於是唯一希望只剩訴諸法庭。但司法覆核是否議員尋求議會公正的正確途徑？本人認為，司法覆核是重要的法治工具，而針對立法會程序提出的司法覆核，更是必須認真探討的重大議題。

然而，議會自主是同樣重要的核心目標，而司法覆核本質是法庭介入議會程序，兩者之間，既存在如何取得平衡的問題，亦應有互動發展的力量，可惜有興趣研究的有識之士實在太少。本文只能在這個重大題目上發表一些初步看法，真正的努力，需來自法律界人士與立法會議員。

法庭的司法管轄權

有論者認為，在三權分立的大原則之下，法庭不干預議會，議員要提司法覆核，法庭不會同意給予許可，那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2009 年7月，鄭家純對李鳳英等專責委員會議員所提的司法覆核，挑戰委員會傳召他出席聆訊的權力，就得到法庭給予許可，而在給予許可的判決書之中，法庭似乎沒有意識到委員會程序是否受到法庭約束的問題（見Cheng Kar-shun and Another vHon. Li Fung Ying and Others, unreported HCAL 79/2009，判決日期2009 年7 月14 日）。另一宗案例，是梁國雄挑戰立法會主席2012 年5 月17 日「剪布」的合法性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原訟庭不予許可，判案書裏重申三權分立、法庭不干預議會程序的原則，但實質內容，卻是裁決了議員沒有「拉布」的權利，立法會主席有「剪布」的理據，其實等同裁決立法會《議事規則》執行及運作的準則對錯（見Leung Kwok Hung v 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2012】3 HKLRD 470）。梁國雄不服上訴，上訴庭維持原判，此案已上訴至終審法院，排期9 月底聆訊，在這個階段不宜細論，但終審庭受理，已可見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容低估。

事實上，從1970 年以來的案例可見，法庭毫無疑問從來都對香港的立法議會有司法管轄權，在為了保護市民的合法權利有必要時介入議會程序；然而有鑑於議會為履行憲制職能必須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法庭奉行自我約制，只在絕無僅有的情况下行使權力， 介入議會程序（ 見Rediffusion v Attorney General of Hong Kong【1970】AC 1136）。

這是因為英國普通法「議會至上」

parliamentary supremacy 的大原則下，法庭對議會沒有司法管轄權；法庭的職能，限於解釋和實施議會通過的法律。但殖民地的立法局並非「至上」，而是職能受到《英皇制誥》的規範；同樣，特區的立法會亦非「至上」， 「至上」的是《基本法》。殖民地的立法局、特區的立法會有沒有越權違法，由法庭裁斷；而保障市民的合法權利不受侵犯，屬法庭職能，若為保護該等權利，有必要在立法程序完成之前介入，法庭就有權介入議會的程序，這就是法庭介入議會程序的司法管轄權的根源。（見Leung Kwok Hung v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2007】1HKLRD 387）。

從上述分析，可見司法覆核與議會自主之間存在的張力：司法覆核的權力愈廣泛行使，議會自主便愈難維持；市民因為權利遭立法會違法剝奪而尋求司法覆核無可厚非（但事實上也最難望成功），但議員則須考慮應邀請司法干預，還是建立更強的議會自主，較為有利香港的憲制發展。

立法會的議會自主

例如，關於財委會的表決的挑戰，若要在議會程序之內進行，現時未有先例，但是議事規則已有足夠的原則與規程可以引用。首先，除非另有訂立特定機制，否則任何委員會都有內在權力覆核自己的決定；而該等覆核的要求，應當任何成員都有權以動議形式提出，經辯論議決而作實。任何覆核，都須基於事實證據和法理原則。所以程序的第一步，應由提出質疑該項表決的合法性的議員陳述理由，若得到適度支持，下一步應由秘書處擬備該項表決的過程資料，匯報當時的情况，並就議事規則的相關部分提供參考資料及意見，協助議會討論，並經討論後議決。假如議決的結果是該項表決無效，立法會自有足夠機制與行政機關商議如何重新處理該撥款建議。假如議決確定該表決有效，挑戰的議員就要尊重結果。

以目前的條件來說，要建立有公信力的議會自主，是極其艱巨的工程。單是一半議員屬功能界別這個事實，可以想像走到最後一步，最大可能仍是表決有效。但是，如果各方都尊重程序，則在過程之中，議會已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反過來說，即使反對程序公義的一方諸多阻撓，以人多欺壓少數，那麼少數的一方也能藉此向公眾示範，什麼是應有的議會程序。教育群眾，即是教育自己，這是有信念的議員在處於少數時應有之義。

少數派議員需要加強認識議會程序及其目標與原則，機智地決定策略。例如，提不信任動議就不是一個怎樣有作用的策略。達不到什麼正面的目標，而只是浮光掠影的純粹表態，反而是低貶了不信任動議的莊嚴。

其實，致力於建立有信心的議會自主，與推動有理據的司法覆核，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應各按合適情况，雙軌發展。兩方面都有很多十分有意義的工作值得議員、學者及法律界人士去做的，例如，在司法覆核方面，值得探討的問題，包括在新的憲法架構之下，法庭對立法會的司法管轄權是擴大了還是縮窄了？法庭在考慮應否行使權力之際，應如何考慮立法會的組成及實况？1970年樞密院就有考慮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全屬由港督委任。其實這個問題，才是最考驗法庭的智慧和憲法修養的問題，而法律界有責任協助法庭，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