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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012
法政之間
大年初一，謹向讀者拜年，祝賀新春大吉，萬事順遂。跟大家說個故事。回歸之後不久，一對夫婦持雙程證來港探親，期間產下一名男孩。入境處長要將男孩遣返內地，男孩的祖父反對，因為根據《基本法》第24（2）（一）條，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香港永久居民，處長不能將他遣離。處長認為，男孩的父母均非香港永久居民，所以男孩不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堅持遣返。男孩祖父於是提出司法覆核。
代表男孩的大律師在庭上指出，《基本法》條文清楚明確，沒有爭議的空間。代表入境處長的大律師則稱，法庭須考慮1996 年籌委會的意見，而該意見表明，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在香港定居期間所生的子女」，雖然後加這一句是《基本法》條文所無。
法庭認為入境處未能提出理據，要法庭按籌委會的意見解釋條文，於是判男孩勝訴。入境處長上訴。在上訴庭法官面前，代表處方的大律師態度更不客氣，直言雖然「吳嘉玲案」的人大釋法不涉及24（2）（一）條，但是人大常委會那次釋法已表示，籌委會的意見反映了第24 條的「立法原意」，法庭不按籌委會的意見解釋，是「nonsensical」（沒有意義），因為最終人大釋法，也必然會作那樣的解釋。
即是說，不管法理如何，法庭都應該「識做」，勞煩人大釋法，只會自討沒趣。但上訴庭不為所動，依法判決駁回上訴。
入境處長上訴終審法院，並指終院在判決之前，須尋求人大釋法。處方的觀點，遭法官一一駁回。事後，特區政府也沒有另尋釋法途徑。
當時法庭堅持按照法理判案是否「不識時務」？十年後今天，法院應該繼續堅持，還是應依政治指示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