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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2009
法政隨筆 – 人權消失點
香港人大都熟悉「緘默權」是基本人權，但這項基本人權值多少？接觸有關問題愈多的律師及法律學者，就愈傾向告訴你：已被法例和判例消磨得七七八八了。最常聽到的議論是這樣的：緘默權並非絕對的權利，要考慮到其他公眾利益，在個人權利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某某是重大社會利益，為保障該項利益而對緘默權作有關的限制，是有需要而合乎比例的，所以藉緘默權提出的反對無效。
代入「某某某」重大社會利益的例子不勝枚舉，香港早有法例（包括嚴重及有組織罪行條例）賦予執法機構迫使證人提供可能對自己不利的資料，法例只須同時保障，所得的資料，不得在刑事程序中引用作針對該證人的證據。這保障是為免侵犯了更重大的「免使自己入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因為一旦過分，就有違憲之虞。
什麼屬「重大社會利益」，取決於社會共識；理論上，議會既是由人民選出，經議會立法通過的，自然就是法庭須尊重的共識了。
聽上去頭頭是道，但我卻難以釋懷。濫權是一個問題，例如所謂「嚴重罪行」，定義之廣闊，明顯不算嚴重的都可涵蓋其下；更大的問題是邏輯思維。所謂基本人權，原是指大多數人的意願或利益不得侵犯的權利，如果只須拿來跟社會整體利益「平衡」一下就能平衡掉的，那麼基本人權跟普通利益有什麼分別？ 「基本」二字有什麼增值？
早前美籍記者Richard Latker 以緘默權作辯，獲裁判法庭裁定迫使涉嫌超速駕駛車輛的車主提供司機身分的條款違憲而無效，行內人恐怕他高興得過早，上訴庭推翻原判並不意外。可是，我寧願法庭不用這種「平衡」論。英國也有就類似條款作過裁決，結論一致，但理據迥異。英國法庭的理據是，政府是在一套監管道路安全的制度之下發出駕駛執照的，而透露涉嫌超速司機身分是制度的一部分，所以駕駛者實際上已接受了這個條件，肇事之後當然無權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