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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2016
法治與傳媒
星期一參加了在明報外舉行的集會，為姜國元抱不平，更是出於對明報的珍惜。明報多年來都有出色的偵查報道，近期佳作是揭發擁有全港近百個街市的領展，將旗下四成街市外判予六大承包商，它們同時經營街市裡的魚檔、肉檔、菜檔和士多等等。
走進屋街市支持小店，以為幫襯了很多獨立店舖，卻是進貢給同一個大老闆，它們有些無牌經營，甚至可以合謀定價。多得明報，我們才知道這件對民生影響嚴重的事，可以追究領展。
在香港，記者可以根據「公開資料守則」查閱這些店舖的背景，在公眾場合有權光明正大採訪，採訪時要是受到暴力阻撓可循法律途徑追究。前線記者之可以捍衛公眾知情權，全靠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制度，缺之不可能成就。
反之，法治制度之可以繼往開來，法庭之可以維持公信力，皆因傳媒能作公眾的耳目，廣泛而鉅細無遺的報道，將法庭的審訊和判如實公布天下。憑傳媒的報道，我們知道法庭不會未審先判，每位被告者都有辯護權利，得以公開公平地盤問證人，不會苦打成招。
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包致金曾說，傳媒和司法機構處境相同，傳媒失去自由，就如司法機構失去獨立，都會令傳媒和法庭對公眾失去作用。司法獨立和傳媒自由，是互相保護的共生關係。傳媒自由不保，法治唇亡齒寒，必須警惕！
辦報當然是一盤生意，但不能只是一盤生意。查良鏞先生文人辦報，一直行公義好憐憫，盡顯知識分子風骨，剛正不阿的報格，廣為香港人受落。可惜，近年以鍾天祥代劉進圖及粗暴把姜國元免職事件，傷盡多年來支持明報讀者的心，也替這原來具公信力的公器，因疑被私用而沒落感到難過。但願明報老闆能回歸查先生創報初衷，盡快撥亂反正，力挽狂瀾於既倒。
安裕在《最壞的年代、最好的記者》的第一章They Can’t Kill Us All 憶述前《大公報》記者朱平，朱採訪過二戰和韓戰，文章是行家的典範，他曾說： 「一筆在手，胸中要有億萬人民。萬不得已，可以不寫，不能打誑。」
向一眾在最壞的年代裡最好的記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