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港大文學院同學周永康，10月8日在《明報》發表評論〈命運不自主——香港大學離自主與解殖有多遠？〉，痛擊港大前世今生，制度上一貫為政權服務，從來都不尊重學術自由，亦無院校自主，殖民地時代如此，特區成立，變本加厲，改變架構，加強直接操控。他認為港大前途，繫於修例去殖，堅決抗爭。

把港大罵得一錢不值，我這舊生讀之，簡直大感豪情似舊時。我認同文章結論，然而對文章的立論與邏輯未敢盡同。簡而言之，如果港大當初創立，就是為了「培養在華買辦精英」，為了讓本地部分華人與殖民地政權「瓜分權力利益」，而1980年代以至九七前夕，這所大學，宗旨不過是為訓練「有用的僱員」，那麼港大又有何核心價值，有何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傳統可以守護呢？連月風波，又有何值得驚異憤怒之處呢？如果港大自始至終，徹頭徹尾都不過是殖民地工具，那麼去「殖」之後，還有什麼剩下呢？這一場抗爭，能以什麼為基礎呢？

我認為，這場仗值得打，港大值得愛護，正因為她有守護理想的百年傳統，在功利洪流之下仍然屹立不倒。守護理想從來不易，港大從來都不是無垢無陷，只是歷來不乏不甘淪落的守護人，在不同時代，港大都仍然發揮了守護思想自由的作用。我相信，現在又到了關鍵時刻，需要我們挺身而出，盡一己之責，守住港大，令港大能守住香港。

建校之初的理想

1989年，我為明報訪問其時港大校長王賡武，談論港大與治港人才。王賡武不同意港大的任務只是作一所高級職業訓練學校，儘管這已成為世界潮流。他提及港大建校之初就有一個遠大的理想，要為中國的工業化及現代化服務，但在重工程、科技、醫學的同時，還要繼續中國文化傳統。港大的第一任校長伊艾略特，就是一位著名的東方研究學者，他創立了港大的中文學院。王賡武這樣對我說： 「港大建校之初，已尋求在文、理之間，在東西文化之間，及在現代化與傳統之間，得到溝通與平衡。」

但港大的命運坎坷，動人的理想，因為中國內地局勢變化而胎死腹中，香港的有錢人家，寧願把子弟送回內地升學，不然就「放洋」到西方名校，看不起這所本土大學。戰後，港大應否續辦也受爭議。1949年開始，港大才在環境所逼之下，逐漸成為主要為香港人，特別是香港中產服務的大學。「港大一直窮困不堪！」王賡武說。1950年代，政府注入資源，只是用以培訓政府及工商界的人手。然而，他認為，港大要成為一所「真正的大學」，因此必須重視學術研究，重視質素，他要港大培養出除了勝任自己專業工作之外，還要是有獨立思想、有遠見的人。

九七在望，如何為「港人治港」打造治港人才是迫切問題，這位港大校長認為領袖天生，然而大學的任務，是培訓優秀的人才： 「其中一些人成為政治領袖，其他人會成為輔助政治領袖的專業人才，只有有了這些專業人才作為基礎，一個政治領袖才能對社會作出承諾，才可以使他的抱負及理想變為事實。」他叫人不要輕視港大培訓出優秀的公務員的任務，因為社會不單需要領導人才，也需要與這些領導人合作的人才，否則社會就四分五裂，一事無成。

或者有人認為王賡武校長的理想過於實際，然而，港大在這方面的確做出了成績，或許他的目光不夠高深遠大，沒有想到要港大為抗爭培植人才，可是，獨立思想、堅持原則的人，遇到踐踏自由的粗暴干預，早晚會走上抗爭之路，就如寧願喝下午茶談風花雪月的港大人如我，也會逼上梁山。

在諸多限制下力圖追隨使命

就算終致成立現時校委會架構制度的2003年《Fit for Purpose與時並進》的改革建議書，本來也是基於一個面對嚴峻現實而拒絕消沉的遠大理想，就是令大學在國際競爭日益劇烈的形勢下，達到保障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目標，保障大學校園內有一個鼓勵自由辯論、自由探討思想及研究領域的健康環境（見報告21至25段）。

這才是精簡架構的目標purpose，亦唯有保障院校自主才能守護學術自由，才能發展蓬勃，才能吸引一流人才與資源。當時呈交報告的有識之士，想未料到如此架構，落在肆無忌憚的濫權者手裏，會變成蹂躪港大學術前途的利器！

由是，我們可以看到，政權從來都有盡地利用港大同時限制港大自由發展的意圖；港大從來都需要在諸多限制之下力圖追隨教學與研究的理想與使命，在這個無休止的角力之中爭取成績與支持。港大的生存與素質，在於我們在緊張關頭能付出多少力量，贏取到多大的社會認同。我們看到，過去十多年，即使在視港大為必去之而後快的「殖民地精英」堡壘的當權者虎視之下，港大仍發揮了重大作用，法律學院培訓出大量不但勝任工作，更深受法治精神薰陶、思想獨立的法律專業人才。

什麼是我們要做的事？

今次副校風波的重大結果，是清楚暴露了現行大學管理架構制度上的重大漏洞，就是當特首濫權任意以校監身分行使大學條例之下的權力，以達到其違反大學利益的政治目的的時候，無論多麼明顯不當，亦不乏甘為工具之輩去執行任務，而港大條例也無任何條文可以制衡、制止、制裁，俾使港大能保護自己。這斷不是因梁振英一人，或否決委任陳文敏為副校一事而修改法例，而是此事、此人，已足以暴露法例的缺陷，足以暴露缺陷的後果重大，足以支持法例必須修改。何梁振英自己矢言，法例一日存在，他都有「不可迴避的責任」，即是表明一日不修改法例，他一日都會照樣利用這些權力達到政治目的。

事既如此，往下來什麼是我們要做的事？周永康要「去殖修例」，說的是《香港大學條例》，這與港大畢業生議會9月1日通過的決議一致，但面對同樣危機的不但是港大，嶺大、中大等其他大學命運相同。另一個做法，是前任法官王式英在10月9 日港大集會上建議的劃一立法，訂立保障學術自由的《大學條例》。他的立論基礎有二，一是港大條例訂立之初沒有預見條例能導致這個後果；二是在《基本法》第137 條之下，學術自由受憲法保障。王式英最大的憂慮是，本港法官漸多出自港大法律學院，政治控制法律學院，終致侵蝕司法獨立。

先決條件是得市民支持

修法只是方式，只是當前奮鬥的一步，更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得到廣大市民支持。王式英建議的做法的一個好處是劃一立法，能減少紛爭，藉此重大原則，號召所有院校成員及公民社會一起討論。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梁振英，不是與港大作對的校委，而是校內的一片沉寂，絕大部分人不願分辨是非，或是害怕惹禍上身，在白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我們能不能打動這些人，令更多人願意參與，發起廣泛深入民間的全民商討，讓所有人都能夠投身於改革運動之中，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