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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2014
異化的法援
大概很難想像，以法治精神聞名的香港會發生這樣的事：某個涉嫌觸犯刑事罪行的人在初審時被判有罪，他決定上訴，並到法律援助署求助。法援署評估案情後，認為勝算不足，拒絕他的申請。那人沒奈何，唯有靠自己，結果竟然勝訴。儘管故事的結局令人欣慰，但過程卻教人氣結。
最讓人失望的是，這些事例並非罕見的個別例子，反而是為數不少的普遍現象。
根據司法機構提供的數字，過去三年，由裁判法院上訴至高等法院原訟庭，以及由高院原訟庭上訴至上訴庭的案件中，分別有六成和五成的上訴人沒有律師代表。沒有律師代表，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說不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援拒絕受理的個案不少。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就曾在報章撰文，指出平均超過七成的刑事上訴法援申請遭法援署拒絕。
署方偷換審批概念
當然，拒絕受理的個案比例高，可能是因為那些案件都是「死症」。眾所周知，法援署在考慮是否批出法援時，有兩把尺，一是資產審查（但限額極低，令很多中產都無資格申請），二是案情審查，這是最常用的那把尺。就案情審查而言，若果是「死症」，法援拒絕受理亦合情合理。但問題是，法援署現在用的尺，是否法援制度原先定下的那把尺呢？
法援制度原先定下的尺是這樣的：《法律援助條例》第10（3）條列明「任何人均須顯示他有合理理由進行法律程序、在法律程序中抗辯、反對或繼續法律程序或作為其中一方，否則不可獲發給法律援助證書，進行該等法律程序」簡言之，就是法援申請人只要證明其案件有合理的基礎，法援署便應該給他援助。然而，法援署卻偷換了這把尺，變成申請人要證明其案件勝訴機會高於一半才會批出法援。用俗語說明的話，前者只需證明「有得拗」，後者卻要證明「拗得贏」。後者的門檻，無疑比前者高得多，也就難怪有那麼多人被拒諸門外了。
猶如諷刺法律精神
高等法院曾經在〈鍾玉英上訴高等法院常務官〉（HCAL 127 / 2013）一案中，批評法援署採用的準則是錯誤的，大律師公會在今年二月提交意見書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但法援署不論在傳媒回應批評，或在立法會反駁議員質詢時，依然堅持它用的準則正確。
一個人被判有罪，可會為他帶來毀滅性影響的。刑事上訴人有無機會平反，不但攸關公義，更可能扭轉人生。正因如此，法援署審批每一個刑事上訴的法援申請，都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的決定。法援的原意是要向那些值得幫助的人施以援手，法援署卻反而對大部分值得幫助的人袖手旁觀，豈不是令法援制度異化，是對法治精神的諷刺嗎？撥亂反正，是法援署刻不容緩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