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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6/2013
移交逃犯的政治和法律
前中央情報局技術員斯諾登旋風訪港後離去，引起滿城風雨。美國政府在察識斯諾登已離港後，不對侵犯港人私隱權之行為致歉，反而「惡人先告狀」，高調指責特區政府「缺乏對法治之承擔」，以及不尊重香港與美國之雙邊移交逃犯協議。這些指責實在有沒有理據？首先，大家必須明白移交逃犯，特別是有政治背景的逃犯，從來也不是一項純法律的司法程序。在落實港美移交協議之《逃犯（美利堅合眾國）令》下有詳細列明，無論美國或香港均有基於國防、外交或重大公眾利益或政策而保留拒絕移交國民之權利。
更值得留意的是，在《逃犯條例》下，本港法例有明文規定，當接獲要求移交逃犯的任何法律程序時，行政長官必須提交有關文件和資料予國家外交部；法例亦規定，中央政府可基於國防事宜或外交事務上的利益會受到重大影響為由，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不得就移交申請採取行動。留意在《逃犯條例》下所確立的拒絕移交權利並不局限於中國國民。由於中國與美國並沒有移交逃犯的協議，無論在中國憲法下或《基本法》下，中國政府亦確實在香港行使國家主權，專責國防外交事宜，因此《逃犯條例》的法律效力肯定凌駕於《逃犯（美利堅合眾國）令》之上。
美國指責有欠公允
從這些條文可以明確理解，在司法程序啟動之前，無論美國或中國皆可因應政治理由而拒絕進行移送程序。同樣重要的，是在移交司法程序啟動之前，斯諾登只是一名合法訪港的遊客，他並沒有觸犯任何本地法律，因此他絕對有權自由離開香港。由此可見，美國的指責實在有欠公允，亦於理不合。
同樣有關的，是美國提出移交的基礎是建基於斯諾登竊取國家機密的指控；要符合雙邊移交協議之要求，其中一重要條件是指控下之行為在香港亦屬刑事行為。問題是在香港，未經授權披露國家機密是否一項毫無爭議之刑事行為。在這方面，最接近的本地法律有《官方機密條例》，但該條例乃回歸前之法例，而所針對之機密情報乃屬「聯合王國或香港的安全或利益」之資料。這法例在二十三條立法失敗後是否仍然有效，一向均為法律界爭議之重點。回歸後，港府曾修訂《釋義及通則條例》，規定「所有原有法律中出現的列於附表八的字和詞句須按該附表解釋」。附表八規定任何條文涉及中央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務，均須把英國解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問題是，這字面的解釋是否已足夠令某些行為構成泄露國家機密罪？「國家機密」之定義又為何？披露違反私隱權之行為，甚或違反保護私隱的法例之行為是否也屬刑事行為，也是一項具爭議性的論點。
由此可見，在香港就移交斯諾登而所須展開的法律訴訟，肯定為複雜及極具敏感性之法律爭議。在二十三條未立法前便要求法庭就此作出終極判決，相信無論北京或港人也不會樂見其成。
由此可見，斯諾登之自行離港，從特區以至中央角度來看，在政治上也相對為較易接受之解決方法。這一切考慮和轉變均發生在司法程序啟動之前，所以不應被視為有損特區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之決定。
相信任何了解移交協議所涉及之政治和法律考慮的人皆會認同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