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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2013
第八千七百六十六日——寫於六四
那年孩子出世不久，剛學會走路。我於五月中要到倫敦辦理一宗樞密院上訴案，便帶着他和太太同行。每天早上五時，我們都坐在電視機前看着天安門的直播片段，想着中國人五千年擺脫封建枷鎖的夢終於可實現了。誰知這只是噩夢的開始！今天孩子已長大了，亦已成家立室，有些事情卻始終沒完沒了。
柴玲說她已「原諒」了當權者和殺戮國民的劊子手，引起一番爭論。原諒別人的過錯無疑是處理某些事的一種解脫方法。但原諒改變不了事實。原諒也不能把錯變為對。原諒更不代表問題不存在。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原諒只可能令當權者誤以為時間可以改變一切；也許歷史的警惕始終會淡化。寬恕和仇恨可能是對立，但有些事情不一定與仇恨有關。我們於端午節懷念屈原，但對楚懷王並沒有仇恨。我們只是悼念一位為理想而犧牲的詩人。別的人可能有仇恨，但我沒有。所以我也不用寬恕。
也有另一極端如為了那「愛國愛民」口號爭議一番。老實說，這口號缺乏創意，亦有抄襲我為公民黨創黨時所設計之「為公為民，香港精神」之嫌。但愛國與悼念，甚至要求平反六四並沒有衝突。相反，正是因為愛國，所以才對六四有這番執著。本土派、城邦派可能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與中央政府有異，但這又有甚麼關係？更何况我不相信內地人民的核心價值和我們有很大的差別。
冷眼看着這些個人心態和政治觀的爭拗，平添了一份惆悵、一份無奈。二十四年了。屈指一算，這已是第八千七百六十六天。人生有多少個二十四年？花時間在這些個人取態的問題上，對死難者是否有點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