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司長於Roundtable 研究所青年學術會議,以50後的身分,向80 後發表「車毀人亡」的訓話,雖然不少人相信司長意不在台下年輕聽眾,而是向北京明志,以爭取競選特首的籌碼,但筆者也是50 後,實感唐司長對80 後的評價有欠公允,在此一抒己見。
過去多年,香港的青少年都被認定為對時事缺乏認知且政治冷感。80 後改寫了社會對青年的看法。他們許多是有理想、有願景,熱心推動社會運動,絕非唐司長眼中「剛愎自用」博出位,而是對社會不公義的對抗。眼見政府政策向大財團傾斜、弱勢社群被欺壓、歷史文物和自然生態被忽視或破壞,一眾年輕人挺身而出,不單是宣泄不滿,更重要是希望帶動群眾一同關心社會。
80 後是推動社會向前的力量
從捍衛皇后、天星碼頭,到反高鐵保菜園,再到保育南生圍,80 後一直走在最前。還記得他們在全港各區苦行,感動不少市民;他們寫文章、出刊物、參與公開辯論,敢於闡述自己對政局及各項政策的見解;他們身體力行,組成「菜園村巡守隊」,保護政府沒有保護的民眾家園;他們甚至參加立法會選舉,還市民一個以選票表達普選意願的機會。這些就是唐司長及其背後財團支持者嗤之以鼻,惟恐令香港「車毀人亡」的威脅?
80 後是一股推動社會向前的力量。可惜,政府並未有虛懷若谷,對他們的建言給予應有的尊重,反而虛應故事,未有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致令社會矛盾日益加深。
特區政府家長式思維管治
回想港英政府為安撫社會的不滿情緒,在六七暴動後隨即積極分析和面對社會運動背後成因,並主動作出針對性策略回應,成立地區及政策諮詢組織,加強官民溝通;在麥理浩時代又大幅改善民生政策,如增加大學學位、實施9 年免費教育等。想不到40 多年後,雖然「港人治港」,但特區政府卻未能做到寬容接納,仍以家長式思維管治。
現時政府轄下近400 個法定、諮詢機構當中,只有約25 個機構委任了30 歲或以下年輕成員;青年事務委員會亦只委任了3 名「80 後」,卻有一半委員年逾50。甚至連青年高峰會的講稿,都要被預先審閱,才可發言。這些限制使諮詢架構未能有效發揮吸納意見的功能,80後的不滿最後需在體制外宣泄。筆者認為,政府應訂立指標,吸納一定比例的青年人參與法定及諮詢組織,並加強青年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及其透明度,公開進行青年政策的討論和建議,提供途徑讓青年人對其切身議題暢所欲言。
青年人不滿社會深層矛盾
更令青年人不滿的,莫過於社會的深層矛盾。這是源於經濟成果分配不均,令致貧富懸殊愈趨嚴重,青少年失業率更高達20%。地產霸權絕非唐司長口中的「複雜問題簡單化」,而是市民每日的切身經歷。地產商手握土地,權力往各行各業、四方八面伸展。市民的衣、食、住、行都難逃他們的五指山。青少年畢業後,大部分都直接間接替大財團打工,向上流動的機會大不如前。創業更難,辛苦賺來的利潤都要在租金上向地產商進貢;即使生意好,亦難以追上升得更快的租金,形成惡性循環。當流動小販,亦會遭政府部門趕盡殺絕。
地產霸權就如攀上獅子山頂建設皇宮,政府的政策就好比保護皇宮的巨型鐵牆。青年人看不到前景,唯有以雞蛋撼高牆。政府面對社會不公,本應敢於向霸權宣戰,順應民意,檢討整體土地及規劃政策、增加土地供應、復建適量居屋,為青年人拆牆鬆綁。
畸形的政治制度正是社會不公的根源。政府提出的高鐵撥款議案,捨民間200 億元方案而取600 億方案,並未充分向公眾解釋。縱有千人包圍立法會,但議案獲通過,這是政府聯同功能組別閉門造車的惡果;縱有逾半市民反對申辦亞運,政府仍執意硬闖立法會財委會,正好展示不屑妥協的是政府。下任特首的首要任務是處理好政制改革,讓市民可以透過票箱選出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透過選票作出授權及監察。
連一支香檳都看不過眼
唐司長說得沒錯,我們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但當權者連一支香檳都看不過眼,恐怕公權力比起口誅筆伐要可怕千倍。
觀乎唐司長的演說及梁振英先生為其背書,讓我們認識到兩位疑似特首候選人對青年反對者的保守態度;「車毀人亡」之說更令人擔心若他們透過小圈子選舉當選後,會對80 後採取什麼態度。沒有經歷選舉的政府容易變得剛愎自用,筆者寄望下屆政府能抱持謙卑和自省的氣魄,與80 後一同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共同創建理想的香港,讓這一代能在公平環境下「接棒揸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