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唐英年司長於Roundtable 研究所青年學術會議，以50後的身分，向80 後發表「車毀人亡」的訓話，雖然不少人相信司長意不在台下年輕聽眾，而是向北京明志，以爭取競選特首的籌碼，但筆者也是50 後，實感唐司長對80 後的評價有欠公允，在此一抒己見。

過去多年，香港的青少年都被認定為對時事缺乏認知且政治冷感。80 後改寫了社會對青年的看法。他們許多是有理想、有願景，熱心推動社會運動，絕非唐司長眼中「剛愎自用」博出位，而是對社會不公義的對抗。眼見政府政策向大財團傾斜、弱勢社群被欺壓、歷史文物和自然生態被忽視或破壞，一眾年輕人挺身而出，不單是宣泄不滿，更重要是希望帶動群眾一同關心社會。

80 後是推動社會向前的力量

從捍衛皇后、天星碼頭，到反高鐵保菜園，再到保育南生圍，80 後一直走在最前。還記得他們在全港各區苦行，感動不少市民；他們寫文章、出刊物、參與公開辯論，敢於闡述自己對政局及各項政策的見解；他們身體力行，組成「菜園村巡守隊」，保護政府沒有保護的民眾家園；他們甚至參加立法會選舉，還市民一個以選票表達普選意願的機會。這些就是唐司長及其背後財團支持者嗤之以鼻，惟恐令香港「車毀人亡」的威脅？

80 後是一股推動社會向前的力量。可惜，政府並未有虛懷若谷，對他們的建言給予應有的尊重，反而虛應故事，未有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致令社會矛盾日益加深。

特區政府家長式思維管治

回想港英政府為安撫社會的不滿情緒，在六七暴動後隨即積極分析和面對社會運動背後成因，並主動作出針對性策略回應，成立地區及政策諮詢組織，加強官民溝通；在麥理浩時代又大幅改善民生政策，如增加大學學位、實施9 年免費教育等。想不到40 多年後，雖然「港人治港」，但特區政府卻未能做到寬容接納，仍以家長式思維管治。

現時政府轄下近400 個法定、諮詢機構當中，只有約25 個機構委任了30 歲或以下年輕成員；青年事務委員會亦只委任了3 名「80 後」，卻有一半委員年逾50。甚至連青年高峰會的講稿，都要被預先審閱，才可發言。這些限制使諮詢架構未能有效發揮吸納意見的功能，80後的不滿最後需在體制外宣泄。筆者認為，政府應訂立指標，吸納一定比例的青年人參與法定及諮詢組織，並加強青年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及其透明度，公開進行青年政策的討論和建議，提供途徑讓青年人對其切身議題暢所欲言。

青年人不滿社會深層矛盾

更令青年人不滿的，莫過於社會的深層矛盾。這是源於經濟成果分配不均，令致貧富懸殊愈趨嚴重，青少年失業率更高達20%。地產霸權絕非唐司長口中的「複雜問題簡單化」，而是市民每日的切身經歷。地產商手握土地，權力往各行各業、四方八面伸展。市民的衣、食、住、行都難逃他們的五指山。青少年畢業後，大部分都直接間接替大財團打工，向上流動的機會大不如前。創業更難，辛苦賺來的利潤都要在租金上向地產商進貢；即使生意好，亦難以追上升得更快的租金，形成惡性循環。當流動小販，亦會遭政府部門趕盡殺絕。

地產霸權就如攀上獅子山頂建設皇宮，政府的政策就好比保護皇宮的巨型鐵牆。青年人看不到前景，唯有以雞蛋撼高牆。政府面對社會不公，本應敢於向霸權宣戰，順應民意，檢討整體土地及規劃政策、增加土地供應、復建適量居屋，為青年人拆牆鬆綁。

畸形的政治制度正是社會不公的根源。政府提出的高鐵撥款議案，捨民間200 億元方案而取600 億方案，並未充分向公眾解釋。縱有千人包圍立法會，但議案獲通過，這是政府聯同功能組別閉門造車的惡果；縱有逾半市民反對申辦亞運，政府仍執意硬闖立法會財委會，正好展示不屑妥協的是政府。下任特首的首要任務是處理好政制改革，讓市民可以透過票箱選出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透過選票作出授權及監察。

連一支香檳都看不過眼

唐司長說得沒錯，我們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但當權者連一支香檳都看不過眼，恐怕公權力比起口誅筆伐要可怕千倍。

觀乎唐司長的演說及梁振英先生為其背書，讓我們認識到兩位疑似特首候選人對青年反對者的保守態度；「車毀人亡」之說更令人擔心若他們透過小圈子選舉當選後，會對80 後採取什麼態度。沒有經歷選舉的政府容易變得剛愎自用，筆者寄望下屆政府能抱持謙卑和自省的氣魄，與80 後一同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共同創建理想的香港，讓這一代能在公平環境下「接棒揸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