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廣東省今年大旱，34 個縣市已經受災，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加劇，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提高，大旱年可能愈來愈多。香港能否獨善其身？香港對大旱應負多少責任？

香港與廣東省之間有一紙供水協議：廣東省每年保證定量供水約10 億立方米，香港則向省政府支付約30 億港元。雖然過去幾年深圳曾經缺水，而香港卻有剩餘，甚至因為遇上豐水年，儲存東江水的船灣淡水湖滿瀉而要倒水落海，深圳市民則望水興歎。2000 年，廣東省為了挽救經營不善的窗口公司粵海集團，把東江水的收費權拱手交給這家瀕臨破產的企業，所以香港支付的水費再不能用于保護水源。

廣東省內需要為保護水源而犧牲土地開發的城市，例如位處上游的河源市政府，覺得自己犧牲很大，獲分配的資金太少，一直以來眼紅省政府收取的30 億港元，因此執行政策時始終心有不甘。到了鄉鎮一級的政府，就更覺得保護水源是「利人損己」的玩意，趕走企業，拒賣土地，少收稅款，是實實在在的「替自己倒米」。大家對省、市政府的保育政策陽奉陰違，真正願意雷厲風行，取締違法活動的基層官員更少之又少。

利益角力破壞水資源

這場錯綜複雜的利益角力：從特區政府到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鄉鎮政府，再加上企業老闆、民工、農民的生計，使水資源保護的宏圖大計變得軟弱無力。香港便只能依靠愈來愈複雜的輸水工程，一方面到上游取水，另一方面倚靠更多消毒設備以保證水質。例如：廣東利用香港提供的資金，在2000 至2003 年投資49 億元，興建全長52 公里的密封專用輸水管道，將供水系統與受工業汙染的石馬河分隔，實現清汙分流，把東江原水從東莞市橋頭鎮東江畔直接送往深圳水庫。

水質變壞與水資源短缺，兩個問題真實互為表里。只要看看英國泰晤士河，河水從源頭到出海口，周邊城市循環利用最少6 次，即是河水抽出使用後，經過處理幹淨後再排入河中，由下游城市再次使用。反觀香港、深圳和東莞市，紛紛鋪設專用管道到上游取水，因為大家都不相信其他市政府能將汙水治好，結果使淡水資源的有效使用量大幅減少，間接造成今天水荒的惡果。

今次水務署願意馬上減低輸港水量，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固然值得嘉許；但要既治標亦治本，政府高層應該拋棄香港本位主義，虛心厘清自己在整個珠江流域的角色——不是能拿走多少，而是能貢獻多少。

廣東省水利廳在2007 年制定了《廣東省東江流域水資源分配方案》，確定每年從東江取水不能多于106 億立方米，東江沿岸的河源、惠州、東莞、深圳、廣州及香港，將根據該方案實行定量取水和總量控制。106 億立方米已經是該流域水資源分配的極限，廣東省需要實行水質、水量雙重控制：即水體不能髒，否則水質性缺水；水量不能超，否則水源性缺水。

但根據方案分配水資源只是消極的一步，我們必須針對整個東江流域的水資源運用提出可持續發展方案：如何規劃和管理、誰來投資和執行，都是各級省、市政府間不能迴避的議題。

須建一區一省五市委員會

為了實施全面水資源管理，香港理應推動機制建設，以東江流域為邊界，倡議一個「東江流域政府間委員會」，讓一區（香港）、一省（廣東）、五市（河源、惠州、東莞、深圳、廣州）的政府可以共同參與，厘清一些權責與利益不對稱的盲點，制定符合實情的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和保育方案，以及監督方案的實施。

過去特區政府只視省政府為解決全省各市問題的單一對口單位，這種想法已被證明不符現實。香港要成為解決東江流域問題的一分子，就必須以一省五市為合作伙伴。

全面水資源管理絕不僅僅是個工程管理問題，還包括近年在內地辯論得沸沸騰騰的水權、水價，節水、取水、河流的水量分配和調度、水質汙染的監督管理、海水利用、中水回用和排水治理等問題，因此設立一個政府間對話、合作、監督的專門機構，實在刻不容緩。設立這種新機制更可以釋放香港專業人才的能量，參與規劃、設計和管理，既惠及香港專業人士，更讓珠江三角洲的衆多城市受益。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 「水是戰爭和衝突的潛在催化劑。」聯合國更警告，2030 年之前，全球將有一半人口面臨水資源瀕臨短缺的危機。左支右絀的曾蔭權政府，能夠把眼光放遠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