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從舟曲縣到大浪西灣:民主缺席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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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2010

觀點 – 從舟曲縣到大浪西灣:民主缺席的代價 黎廣德

首位亞洲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瑪諦森, 約十年前在《視「發展」為「自由」》一書中指出,大規模的饑荒和人為災難,不會發生在民主的現代國家。他檢視了過去發生在非洲、歐洲、印度和中國的饑荒,以實證研究支撐這個發人深省的結論:有效運作的民主制度和新聞自由,是人民避災的「保護傘」〔註一〕。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針對傳媒在社會危機時的角色,剛在上周發表了一番「傳媒首要協助政府論」。

甘肅省舟曲縣的泥石流災難,正好用以對照亞瑪諦森的研究和郝鐵川的觀點。這場悲劇應否列入類同饑荒的人為災難?沒有民主和傳媒自由的「保護傘」,類似的悲劇會否不斷重演下去?

「天地人」促成舟曲巨災

舟曲的巨災,離不開「天、地、人」三個因素。

舟曲縣8 月8 日凌晨的一場暴雨,40 分鐘內降雨90 毫米;而對比香港大埔區今年7 月22 日錄得的一小時內降雨150 毫米,便說明這場暴雨雖猛,但並非什什麼數百年一遇的雨災。

再看地的因素,舟曲歷經燕山和喜馬拉雅山的造山運動,地質結構不穩,自古已然。從上世紀初,人工砍伐令全縣森林覆蓋率從七成下降至今天的兩成。1958 年大躍進時期,森林資源遭受掠奪性破壞。自1952 年起至1990 年止,全縣伐林190 萬畝,但近年退耕還林的面積只有13 萬畝。多年來,科學家對泥石流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對於其成因和防治對策,早已知之甚詳,本港的李綽芬教授便是其中一位研究泥石流的表表者。因此,只要政府下定決心,投入資源,泥石流並非不治之症,起碼人命傷亡可以大幅減少。

兩年前汶川地震後,北京市派遣了24 名地質災害專家,全面調查舟曲的險情,發現了57 處隱患,並提出重建、規劃和防災建議,包括動用2.6 億元,建設防護設施。可惜,很多防護設施至今未有建成,卻有不少只會增加地質風險的水電站繼續趕工,而縣政府直至今年7 月,還在招商引資,準備興建更多水電站。

顯而易見,今次舟曲逾千人罹難的災害,不是由於缺乏知識、缺乏資金,而是源自人和制度。

為什麼說饑荒只在欠缺民主的國家發生?

首先,這些國家的饑荒不會殃及統治者,受災的只是平民百姓。相反,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要面對選舉,更要面對反對黨和向其選民問責。他們有極大誘因盡力防止饑荒發生,否則政治懲很快便降臨身上。

其次,言論和新聞自由,都使官員無法封鎖消息或隱瞞真相,任何災難的前奏都會廣泛傳播,加上反對黨的鞭策,自然會形成一個預警系統,當權者不得不馬上應對,避免災難發生或擴散。

誘因失靈加資訊窒息

今次舟曲巨災,剛好符合以上「誘因失靈」和「資訊窒息」的兩個條件。

繼多年來的反覆研究後,兩年前北京市地質專家的報告,本應是最佳的預警,但資訊不公開,傳媒不自由,反對黨不存在,市民更無法參與政府的防災和投資決策,結果一場原可避免的災難,成為舟曲的詛咒。

高級官員並未聽聞在災難中有重大傷亡(政府掌握泥石流風險的資訊,特別關照官員住房區的選址規劃,很難說不是「合理」安排),事後舟曲縣書記和縣長,聯同甘肅省官員主持悼念儀式,對上級領導救災「歌德」有嘉,看不出政治懲的影子,只令人想到這些官員的「防災誘因」多麼薄弱、「奉承誘因」卻多麼巨大。

其實, 「沒有民主便沒有防災保護傘」這個結論, 並不新鮮。1958 年「大躍進」時期,3000 萬人死於饑荒,隨後毛澤東在7000 人幹部大會上說: 「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情,情不明,不充分蒐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任憑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註二〕

香港「防災保護傘」無法張開

同樣的結論,適用於最近香港大浪西灣的生態災難嗎?

首先,大浪西灣這種鄉郊破壞,顯然是可以防止的人禍。政府35 年前設立郊野公園,20 年前修訂城市規劃條例,8 年前檢討丁屋政策,6 年前制訂新自然保育政策,正是為了使防止鄉郊破壞的政策工具,更臻完善。其次,災難發生前已經有無數預警,環保團體在過去5 年,最少揭發了49 宗同類型的破壞。

那麼,特區政府的官員,有沒有「防災誘因」呢?觀乎兩位問責局長──邱騰華和林鄭月娥事後的表現,鄉郊破壞自然到不了自己家門口,行政長官更無意施加任何政治懲,建制派當道的立法會亦難以認真問責,他們患上「誘因失靈」症,自屬必然。

相對於舟曲縣,香港沒有「資訊窒息」之弊,也正因如此,大浪西灣出事後不久,便由市民和傳媒捅出,使破壞不致繼續擴大。可是單靠香港的資訊自由,而沒有民主體制施加給官員的「防災誘因」,始終未能豎立一把完整的「防災保護傘」。

亞瑪諦森指出,民主制度要做到防災保護的效果,必要條件是新聞自由和活躍的反對黨。民主缺席的代價,在舟曲縣是數千個破碎的家庭;在香港則是數十處被肆意破壞的鄉郊。但這只是一次或一種災難的後果,年年月月的災禍所累積起來的代價,只會是難以量度的傷痛和無法彌補的遺憾。郝鐵川的「傳媒首要協助政府論」,對人民究竟是禍是福,還不彰彰明甚嗎?

註一: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Freedom”,第七章

註二:毛澤東在1962 年1 月30 日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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