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美國作家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有句名言：「政客只着眼下一次選舉，政治家則是放眼下一代」（A politician thinks of the next election. A statesman, of the next generation.）民主黨陳莊勤律師上周四（10月13日）撰文，要求幾位公民黨大律師，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就把對法治的堅持拋諸九宵雲外，做一個只顧眼前區選結果的「政客」，恕我不能「勝任」。

立法機關向司法機關施壓
昨天，有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提出議案，企圖通過「本會反對外傭享有香港居留權」動議。這是肆無忌憚的立法機關向司法機關施壓行為。這種用立法干預司法的所為，眾所周知會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的基石，但陳莊勤律師卻要求當上議員的大律師們清楚表達政治立場，哪怕效果是向法院施壓。應該嗎？合理嗎？

法院能根據法律原則，解釋《基本法》24(4)條白紙黑字條文，判定外傭能否用在港工作年數來申請香港居留權，是我們捍衛司法獨立者必須執著的。也許我的確不能揮掉我的法律訓練，未能忘卻對法院尊重的應有之義。

公民黨面對是次外傭案的抹黑，屬史無前例之大，但市民會否期望我們因要自保而同流合污，加入恫嚇市民的陣營，抑或以自身的法律專業，告訴市民真相，以至不會恨錯難返？

恐慌有否基礎？
在恐慌之前，我們必須搞清楚恐慌有否基礎。首先，市民很大的憂慮是來自所謂「50萬外傭連同家人湧港」之說，擔心香港的社會福利、教育、房屋制度因而面對深重負擔。然而，有關推算並無官方「認頭」，卻被民建聯、自由黨、新民黨等不斷引用來恫嚇市民。

其次，這次居權案的申請人情况很特別，她居港超過22年，其間曾報讀不同本地課程，融入社會，又早已把在菲國的產業轉到兒子名下，即使她最後成功申請到居港權，都只能算是特別個案，絕不代表其他外傭在取得申請資格後都自動享有居港權，否則談不上要向入境處申請。

再 者，「50萬外傭連同家人湧港」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入境處絕對有足夠權力為香港守門口。跟世界各地的入境部門一樣，入境處可以行使酌情權決定什麼人可獲 得居留權，以達到控制人口的目的。這種屬於入境官員的無上權力，曾申請移民的香港人必有所感受。正如外傭案中，主審的林文瀚法官表明，入境當局當然有權施 加條件，限制外籍人士入境逗留，以及取得永久居民身分，只是採用的手法是否合憲。

如果入境處連這基本權力都欠奉，何以許多民運人士不能持有效證件來港？曾參與學運的楊健利先生本月7日應邀來港，出席辛亥革命百周年學術研討會，同樣被拒入境。為何入境處對着民運人士可以強硬，對外傭的申請又忽然變得軟弱無能？只能說，「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公民黨和香港人一樣，當然擔心剎那間有大量移民湧入，但筆者希望基於以上討論，大家會明白這個擔憂是不會發生的。

為 求自保，公民黨大可以如其他政客，反對外傭享有居留權，支持「釋法」。但今天香港若接受中央曲解《基本法》第24條，他日政府和北京重施故技，解釋一下 《基本法》第27條，以限制言論、遊行、集會及示威自由，我們又將如何應對？一旦釋法常規化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司法獨立將成絕唱。這豈是我們願見的！

不敢忘記對法治的堅持
記 得在1993年，大律師公會在討論《基本法》第158條有關釋法權的條文，佔了大部分議事日程。當時公會赴京會見了喬曉陽，表明只可以接受由香港的終審法 院尋求人大「釋法」，而且是在涉及國防、外交、中港關係等超出自治範圍的案件上，做法就好像近期的剛果（金）案。可惜，我們見到回歸兩年便出現吳嘉玲案 「釋法」，當時一群律師、大律師發起靜默遊行，由金鐘高等法院一直走到中環的終審法院，我們只是憂心忡忡，沉重地行、默默地走。

這些年來，即使大律師當了立法會議員，也不會忘記法律的訓練，更不敢忘記對法治的堅持。恕我不能當陳莊勤律師口中那種放棄底線的「政客」。

我相信堅持人權、法治、自由、民主的香港人，都會站在公民黨的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