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香港探索「民主運動何去何從」逾四分一世紀。1980 年代崛起的民主運動給香港人很多希望和想像空間，由跟大隊集會遊行到主動參與組織的工作，部分後來更成為參政團體的骨幹，大家覺得終於可以脫離殖民時代，民主回歸，同時推動改善民生的政策——那是一個在變遷中講理想、談抱負的年代。

遺憾地，我們在回歸這十多個年頭裏，所謂政改從來沒有觸碰到核心課題，基本格局維持不變。而且經過北京兩度否決民主後，面目模糊的犬儒主義與日俱增，功能組別的特權受到特別保護，甚至有可能「優化」成符合富香港特色的「普選」。到底有多少我們以前定下的大方向、大原則，以至熟悉的「民主普選」和「民主進程」的定義都被偷換了？

在「良性互動」中繼續爭取

就在這時候，民主黨及兩位泛民議員選擇了另闢蹊徑，重新定位，在當權者設定的範圍內務實地尋找當權者可以接受的政制改革幅度。翻看歷史，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領袖總不難找到「接受政治現實」的道理。他們都強調自己不是天真的完全相信了當權者，而即使是節節退讓了幾步，也可以說成寸土必爭、勇敢向前，更沒有放棄原則的意圖。他們皆認為，既然拿不出可行的其他辦法，那麼為何不先接受現實，在「良性互動」中再繼續爭取？

筆者認識的泛民朋友中，有期盼更上一層樓的，有黯然離開的，也有說要忍辱負重的。現代政治領袖當然可以把事情看成某黨某派的艱難但果斷的決定，甚至約化成領袖個人的去留問題，或交由選民在來屆選舉定奪。但實情是這些承擔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只是片面和短暫的。倒是我們得記一點，就是政治領袖都是凡人，都可以有錯判問題的時候，只是他們的判斷可以對往後的事態影響深遠。

筆者只想指出，這早就不是任何黨派的家事，也根本不是今次通過方案後「民主成分」有多少的問題。有論者覺得要利用自己和前輩的個人誠信、資歷或良心來回應批評，就更莫名其妙了。支持也好，不支持也好，沒有人再可以停留在自我感覺良好的發言和表態。民主運動的同路人，有人接受了所謂「階段性的勝利」，還得有人作出相反的判斷，是極為重要的。

減少抗爭 對民主運動帶來什麼影響

第一， 因為要繼續依賴溝通對話這路徑為主來爭取普選，就得做好這個溝通伙伴的角色要求，亦即使要跟當權者眼中不識「良禽擇木而棲」的民主派盟友的行徑保持距離，同時，要有心理準備把「叫價」作理性務實下調，顧全大局，減少抗爭，見好就收，為繼續對話製造誘因。這個傾向對民主運動和民主發展帶來什麼影響？

第二， 沒有證據指出有人放棄其原則立場來參與溝通，同理，喬曉陽就「普選」的「個人理解」便說明，當權者也絲毫不用改變任何原則立場。事實是雙方都避開了真正的議題，把公眾焦點由功能組別存廢、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和普選定義帶到5個新增功能議席的框框之內。到下一階段，為了繼續對話，雙方會否再次迫不得已同意「整大個餅、避重就輕」的討價還價手法？

第三， 有支持方案的議員用「一人兩票令所有人均平等」這個漂亮的說法來誤導公眾。事實是300 多萬選民的第二票可以選出5 個議席，但20 幾萬選民依然享有選出30 個功能議席的特權，當中一些界別只有百多個選民而已。建制派即時就有人提及美國不同州份的人口不同，但同樣可以選出兩名參議員，這都不違反平等原則，而有官員把對此有保留的泛民議員形容為「剝奪選民的第二票」的罪人更是強詞奪理。到底從這個「一人兩票」的起步點又如何讓民主派「確立不可逆轉的改革路徑，邁向終極普選」，仍有待澄清。

民主派盟友都強調大家目標一致，只是手法不同。自信和樂觀是從政者的成功要素，可是溝通對話手法和策略的而且確制約了爭取真普選的目標和行動方向。所以，民主運動必須有堅定而大的另類聲音，同步開拓運動的空間和光譜，才能促成一個更立體和多元的政治氛圍，讓爭取真普選的市民有所比較、知所選擇。

民主要實踐 非空談核心價值

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都曾經遇上「靈魂探索」（soul searching）的時候。筆者由中學母校的公民教育活動開始，繼而參加了論政團體的研討會和論壇，念大學時從不同的論政團體收集了數百頁的學習材料，課題包括究竟民主會否帶來免費午餐、不同政改方案比併、各級議會的關係、壓力團體和政黨發展等。可是在上星期的政改辯論中，依然有數之不盡的歪理和謬論為功能組別辯護，或者是粗枝大葉地引用對自己有利的民調數字來製造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的效果。看來，今天的泛民主派，在開發理論和組織行動兩方面都是責無旁貸、任重道遠。

還好，本土民主運動也有不斷加入的新力量，當民主運動的核心價值遭受連番踐踏，他們的出現有助充實和更新民主論述和民主運動的涵義。除了憤怒、焦慮、無奈和懼怕可以動員市民表達不滿外，當務之急，還必須更加努力經營可以聯繫更多群眾的希望、關愛和快樂。路遙知馬力，本土民主運動需要實踐和付出而非空談民主運動的核心價值和人文精神，並為此致力開拓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契約、認真一點去凝聚求變的人民力量、一個民間的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