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在日本福島核泄危險爆發後，特首曾蔭權領傳媒跑到機場禁區測檢輻射的衛生站，再到食物檢測中心巡視，然後到天文台慰問，重點是宣布香港一切如常，市民在特區政府的關顧下應該萬事放心。果真如此，自然是香港人的福氣，難得有一個無微不至的政府，處處為市民的安危操心。

福島核泄影響的範圍愈來愈廣，比政府原先宣布的30 公里監控區大了好幾倍。由於核堆芯熔化的程度未能界定，這場災劫會否演變成「日本症候群」，比科幻預言China Syndrome 有過之而無不及，尚屬未知之數。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是歷史上第一次「連環核反應堆」災難，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能意外分級表」恐怕要從此改寫。

儘管如此，香港只要做好人員、貨物入境的把關工作，本土核污染的風險終究微乎其微。但香港的真正威脅並非來自3000 公里以外的福島，而是50 公里之遙的大亞灣和未來10 年陸續在廣東沿岸落成的16 個核反應堆。今次福島核災對全球核工業和政府首腦的震撼，相信莫過於以下3 點堪稱為「範式轉移」的反思：

1. 昨天的假設在今天崩潰

即使是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設計一個項目時都必須對周遭環境作出一系列的假設；要安全一點，便要假設得保守一點。例如大家認為核電站能抵禦100年才發生一次的地震還不夠安全，便得假設有200 年一遇的地震。但工程師總不能無止境「保守」下去，因為設計愈安全，成本愈高，最後項目變成經濟上不可行，沒有人願意投資，所以最「科學」的假設也只能參照已知的歷史紀綠和數據作出「可行」的評價。40 年前日本工程師為福島核電廠設計6 米高的海堤，便是基於當年最「科學」、最「保守」的假設， 可惜今次海嘯高逾10米，9 級地震超過千年一遇，巨災即至。面對地殼周期變遷與氣候變化，過去行之有效的假設再不適用於今天，意味今天認定足夠安全的設計在明天不再安全。在「絕對安全」只是神話的核工業，這是最致命的課題：要多安全才夠安全？〈註一〉

2. 人性弱點無法用制度補救

核電安全不能只看硬件，今期《經濟學人》雜誌的社評，便指出一個透明、問責的體制，是確保安全和取信於民的前提。可惜，即使強如美國、日本等民主國家，亦無法建立百分百可信的制度；在前蘇聯等極權國家，人民利益更只是黑箱作業的賭注〈註二〉。例如，在1970 年代，有幾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工程師，公開表示福島反應堆的設計不安全，甚至辭職抗議，但未能改變現狀。負責營運福島核電廠的東京電力公司，過去曾經多次爆發人為失誤、隱瞞不報的醜聞，但公司高層與日本政要之間一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改革的呼聲屢屢無疾而終。試問誰能建立一種完美的制度，永遠不受人性的貪婪、怠惰、怯懦所侵蝕？一旦制度受侵蝕，安全的保障便隨時日減退，直至不可挽回的意外出現為止，然後再開始另一個海市蜃樓的循環：建立安全制度，備受人性侵蝕，等待意外爆發……

3. 人民評價安全的尺度全面改觀

核電專家的拿手好戲，是拋出一系列數字，證明「風險」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普通人撞車喪生的或然率遠高於核意外輻射致死的機會。統計數據沒有錯，但這種推論抹殺了兩項重要事實：一、核意外屬於「低頻率、高致害」的風險，即發生的機會很微，但發生後影響巨大，並且不可挽回（例如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周圍的土地， 永遠成為廢墟），與日常碰到的意外有本質上的區別；二、核能並非與生俱來，社會大眾「有得揀」，因為要滿足能源需求有很多辦法：無論是傳統的煤炭、石油、天然氣，以至風力、太陽能、潮汐等可再生能源，甚至減排節能，改變生活方式。它們雖然各有利弊，但只要調配得宜，都是可行的選項。

核電決策黑箱作業

今次福島危機改變了全球對「低頻高害」風險的取態，要多安全才夠安全？這問題的答案不能單靠專家進行風險評估，正因為輻射污染禍延千秋萬代的特性，每一個使用核能的決定，都是代表我們子孫後代作出不可逆轉的抉擇，必須慎之又慎。任何負責任的政府，必須建立一個透明問責的民主決策機制，才能貫徹「跨代環境公義」的原則。因此福島核災激發的公民覺醒，必然大大增加全球民間社會參與核電決策的呼聲。

關心市民安危的特首曾蔭權，為何沒有就近在咫尺的大亞灣核電站，以及在距離香港不到200 公里的陽江、台山和陸豐增建核電基地，發表一言片語？香港對上一次的公開核意外風險評估，在1980 年代末進行，當時大亞灣的兩台機組還未落成，但時至今日，連同坐落於大亞灣旁邊的嶺澳核電站，香港50 公里範圍內已共有6 台反應堆，超越福島一號核電廠的規模，再加上多年來累積了不少高濃度輻射的乏燃料棒，也在大亞灣旁「臨時存放」，但存放的方式與數量卻從未公布。

若果曾班子對於今天香港面對的核風險，沒有建基於科學分析的透徹了解，他們又如何能夠制訂一個足以保障市民安全的意外應變計劃？政府官員忙找一些只到過大亞灣進行「遊客式」參觀，卻從未進行獨立審查的本地「專家」向市民大派定心丸，可說是權宜之計。但當安撫人心變成脫離科學的政治任務，政府當今的公關騷，只會播下日後社會恐慌的種子。

維護市民生命安全，是所有政府不能推卸的基本責任。過去殖民地政府鑑於中英之間的敏感政治關係，乾脆把責任下放給管理核電廠的內地公司和僅有部分股份投資的中電集團。回歸後十多年，為何特區政府不思改進，沒有半點危機感？

寄望一個恍如黑洞的體制，能夠永遠頂住人性弱點的腐蝕，無疑是一場豪賭。香港人，你放心嗎？

〈註一〉David Kane, “Science and Risk: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HarpurAcademic Review, 1992

〈註二〉The Economist, “Japan’s Disaster”, March 19-25,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