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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2017
誰的法治
「2047後有沒有法治」不是問題。一定有。問題是，2047 後的「法治」是誰的法治？是香港人熟悉的普通法概念的法治，還是大陸官員和學者、即將卸任的梁特首，愈來愈用以教訓香港人政府會嚴格執行的、我們認為變了樣的「法治」？
1995至96年，香港的本地檢察官協會舉行了以「法治在香港」為主題的連串研討會，其中香港律師行合伙人、人大代表廖瑤珠，發表了發人深省的講話，告訴在座的檢察官，他們心目中視作理所當然的「法治」the ruleof law，是普通法的「法」治，與大陸的社會主義之下的「法」完全是兩回事。她說（原文是英文）：英國的普通法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王廷命令一方面以君主之名給予子民公義，但同時鞏固了君主在政制中的權位，並產生了「權利」的觀念，有些政治及公民權利被視為與生俱來，不可侵犯。於是，政府權力應受限制，自然公義、人權成為基本價值。原則凌駕政策，西方文化之中的「人」本質是生而自由，只受限制於法律。時至今日，自然公義、人權、受約束的政府權利，已成了處處可見的普世價值。
但社會主義的法律概念完全不是這回事；社會主義視法律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基本法》之下，殖民地政府發展出來的「行為主導」制度保存下來。第5 條訂明「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奉行資本主義之區， 「統治階級」就是資本家，即是工商界人士，所以特區政府的行政機關，應「主要」以這階層或認同這階層的人「擔任」，就十分「合理」了。至於這些人是否同時信奉自然公義、人權、受約束的政府、程序公義、真正獨立的司法機關——換句話說，是否信奉法治的內在價值觀——從社會主義觀點，並不重要。
所以，廖瑤珠女士在20 年前就提醒香港的檢察官，中央信奉「黨政策治」猶如我們信奉「法治」，我們要「一國兩制」成功實施，必須不斷要求黨中央政策堅持所有中央機構受到《基本法》訂立的憲制規範約束： 「Inthis regard, argument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will only fall on deaf ears」—— 「在這方面，以法治為理據的一切辯論只會是對牛彈琴。」
20 周年紀念，是時候把廖瑤珠這篇短短發言拿出來重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