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過去一年，各界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而提出的方案不知凡幾，其實爭拗的核心只有一個：中央不願接受某一類人當特首，所以有人想盡方法替中央減低「風險」。各種方案可歸納成兩類：第一類是「閂門方案」，將中央不屬意的人選拒諸門外；第二類是「開門方案」，容許中央不屬意的人選有當特首的可能。解決爭拗只是一念之差：中央政府是否有胸襟採納開門方案，從而讓一個它不屬意的人可能當上特首。

依據國際標準普選特首固然是《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公民權利，縱使要權衡利害：採納開門方案，容許香港選出一個中央不願接受的人當特首，符合香港利益，符合中國共產黨利益，更符合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

當今香港的政治形勢很清楚，市民累積了多年對普選特首的期望，一旦期望落空，相當一部分人會走上用行動抗爭的道路，而抗爭的第一步是以「和平佔中」為首的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將會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因為此前的民主運動都是在體制內進行，但此後的抗爭會在體制外進行，即使依然以和平途徑抗爭，但目標是衝擊體制，直至體制轉型為止。

香港市民心裏明白：閂門方案包含政治篩選，開門方案沒有政治篩選。「和平佔中」爆發的關鍵並非有多少香港人能容忍閂門，而在於有多少香港人堅持開門。

「香港2020」委託中文大學進行的最新民意調查，不接受「政治篩選候選人」的市民達63％。根據「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委託嶺南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全港市民中有19％贊成透過抗爭而非談判方式爭取普選，但在「泛民主派」市民中有四成。即使「反佔中」運動表面上聲勢浩大，但「泛民主派」市民中反對政府「袋住先」的比率不跌反升，意味着更多人會參與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 啟動掣在中央

值得留意，「和平佔中」等公民抗命運動已經在香港公民社會中累積了生命力，並非由幾位領袖或政黨可以隨意指揮或煞停。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後不到兩年，香港若以「佔中」締造公民抗命歷史，中央顏面何存？

若果中央鎖定閂門方案，等同啟動公民抗命運動，迫使民間抗爭走到體制外衝擊體制。這些衝擊有連鎖效應：議會癱瘓、政令不行、發展停滯，以至民怨沸騰。公民抗命的目標是以法達義，所以現行法律不足以嚇阻違法行為。政府為了壓制衝擊，自會進一步箝制自由和擴大警權，無可避免影響投資和營商信心；為了挽救經濟，政府須進一步倚賴自由行和「北水南調」，令發展更向既得利益傾斜，打擊多元化經濟，造成螺旋式下墜。這時特首只得百分百倚靠中央，因此特首施政愈積極，愈替中央製造民怨，衝擊目標會從特首蔓延至中央。縱使對中共內政不會有即時影響，但無人能預測「蝴蝶效應」的軌迹。這豈非對中共認知的「國家安全」構成隱患？

反過來說，採納開門方案，可能選出一個中央不屬意的人當特首，天會塌下來嗎？

基本法對特首的權限有嚴格規定，無論誰當上特首，均只能按照基本法執行職務。國防外交是中央管轄範圍，特首無權過問，更無權插手內地事務。正因為香港人非常重視法治制度，若果特首超越法律權限而對內地或中央政府造成不良影響，香港人會毫不猶豫地向特首追究責任。可以預期，這種情况一旦出現，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會站在同一陣線。

用開門方案選出的特首同樣要面對城市發展、資源分配等種種難題，但屆時政改爭議已非焦點，政府亦毋須應付公民抗命的衝擊。誰當上特首都要明智處理特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因為處理不善而令香港內部利益受損，市民要追究責任的是特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市民衡量特首施政的成敗，會回歸兩項公共政策的基本尺度：效率與公平，社會發展得以納於正軌。

閂門普選 危害國家安全

毋庸諱言，閂門方案表面維穩，實質讓既得利益集團維持現狀，但代價是經濟走下坡和製造國家安全隱患。開門方案引發變局，導致較多利益再分配，但好處是各界能聚焦解決深層次矛盾和經濟成長更健康。

有人擔心香港普選成功會刺激內地民意，但開門方案的普選完全在體制內有規範地進行，比起閂門方案引發的體制外衝擊，對中央顯然利多於弊。

中央官員為香港政改決策時，有責任從歷史高度出發，不僅回應香港這一代人的訴求，更要回應百多年來無數先烈前仆後繼對民主自由的追求。香港堪稱是當今中華大地上法治觀念最強、公民社會最成熟的城市。因此中央在香港採納一套開門普選方案，是對中華民族風險最低、效益最高的抉擇。

1911年4月24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覺民先生，在離開香港跑馬地濱江樓到廣州起義前，背着年輕妻子和5歲小兒，寫下《與妻訣別書》：「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

中央的決策會否辜負先烈的犧牲，將來大家會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