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認識一個清奇靈巧的年輕女子，出身廣告業，筆者「畢明」。昨天讀她報上的專欄，見她寫道：「有個四眼佬在立法會大街大巷擲鏹水言論公然腐蝕全港市民的良知，阿 Sir，點解你唔拉佢？」嘻哈絕倒。這一番文字功力，直逼漫畫式的影視動感，可惜香港的主流電視，在政治前線都已乖乖就範，不會有這類製作了。

唯有上網。一樣的創作，我對曾蔭權的官方「不談良知」一幕，快速聯想的，來去不過與雀鳥有關。此人跟着北京鸚鵡學舌，即是Parroting，事後頗見「鵪鶉」，即是 Quailing。主題是時事與英文，拍了短片，放上 YouTube。

向新聞界散播「我英文好過中文」的曾蔭權，除了身體力行示範英語詞彙，也真該好好想一想，怎樣提升這個所謂亞洲國際都會的英文水平。曾訪一本土巴基斯坦裔男子，談種族歧視，這被訪者的一句反問是：為什麼香港人不學好英文？

少數服從多數

照計，一個異鄉人落腳我土，還請先學好本土話。都說，香港是世上最巨型的一個唐人街，少數服從多數。問題是，英文不淨是殖民地語言，亦繼續是特區的法定語言，更是國際溝通工具。

那個巴裔男子，拿有三粒星身份證，跟你我一樣，都是香港人。此人一口流利廣東話，比諸本地華裔女子，識得的粵語「潮」話，隨時更多。他的老師是無綫黃金時段劇集。

他會講中文，但不能讀更不能寫，因為他上的本土學校教少數族裔學生中文，一般態度「是鬼旦」。而當年與今日，情況不見得有大改善。

最近替融樂會翻譯一份提交聯合國的話說香港種族共融的報告，得仔細重溫這個中國城市的族裔問題。有問題的，是香港政府政策及香港人的態度。牽涉的，是來自南亞、膚色比我們深的移民，他們一般都窮。

官方數字說，香港尼泊爾裔及巴裔人士每月收入中位數分別是八千及九千元，較全港的一萬元為低。孩子受教育，由本市小學數起，學不好中文，因為既缺乏師資，也沒有一套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教學政策，任由學校各師各法。這些學童的中文成績差，去至升中派位，自然也與優質中學絕緣。

每年香港有五百多間中小學收錄非華語學生，但政府只向二十二間「指定學校」分別發放每年三十萬到六十萬元的津貼，入讀好些其他學校的少數族裔學生，坐在以「母語教學」的課堂，坐得茫茫然，一坐就好幾年的青春。

要升上本市的大學，一樣難。儘管政府終於在這一學年放寬了大學聯招必須拿得香港會考中文科及格的規定，改為讓非華語學生考淺一點的ＧＣＳＥ中文科，卻仍然有問題。問題一，那個ＧＣＳＥ的考試費好貴，近一千元，是會考中文科的五倍。問題二，本市各大學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ＧＣＳＥ的中文成績。事實是，好些大學學系堅持以會考中文科及格來做基本取錄條件。

出來找工作，又是難。勞工處的搵工資料及服務，只得那一丁點英文。什麼再培訓計劃、許多職業先修課程，都只得中文科。去拿綜援，所得的藐嘴藐舌，仲慘，比起本地華人承受的類同歧視，恐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真係，仲要用英文招呼佢地！

太多無名氏

新世紀的香港，我們繼續約定俗成似的，非同胞的巴裔人做地盤看更，尼裔人做樓宇保安。聽上去，就像上世紀初的西方社會，華人移民係做餐館、開唐人街洗衣店雜貨舖嘅啫。

講人權公道，不分血緣疆界，我們執着「六四」，同樣關心昂山素姬。一邊是歷史，一邊是新聞。雖然老老實實，緬甸一幕，仍然因為地域的隔閡，族裔的分割，那份切膚之痛低許多。這是人性。

而說歷史，本欄數月前已曾提到，北京就六四的答問腔調，由「動亂」、「反革命暴亂」，至「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一場風波」，至最新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一場風波」。上世紀云，彷彿已是清朝的事，或最多只令人聯想鴉片煙窟、石磨扁擔、人力車、舊上海……中共大概真有這麼一套語文政策。

二十周年臨近，網上有多個六四短片，替其中一輯翻譯英文字幕，由胡耀邦逝世說起，至六月四號以後，逐日重溫當年大事：趙紫陽、戈爾巴喬夫、王丹、袁木、李鵬、鄧小平。人牆、哭喊、黑夜裏人頭湧湧的剪影，火光熊熊。新聞需要主角，要有人名的烘托，那一幕卻有太多的無名氏。

譯稿中有一小段，之前不知：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的國際英語廣播電台，有個叫李丹的報幕員，在收音機這麼說：「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李丹的話，原裝該是英文，不必譯，但原文卻找不到了。他其後遭遇如何，還望翻得到資料。

讀報說，上海有棟篤笑藝人，夠膽以調侃方式扮溫家寶，「憂鬱悲情豎一指」，成為內地第一個政治模仿騷。做這個，英美社會已有半個世紀歷史，台灣的扮「阿扁」，每看每令人嘻哈絕倒。在香港，畢明調侃曾蔭權的「四眼佬噴鏹水」論，幾時上演！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