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一石之遙,有龐然而現代的貿易廣場,一貫的處處大理石,塊塊大玻璃。眼前這幢矮舊樓,留下的招牌有炎坤行電鍍器材、志誠汽車、樂聲捲閘。樓上外牆,且有室內樹幹根逼爆外露,幾讓人聯想吳哥窟。
當然還有黃乃忠的新忠花店。他的花店,做的是舊式花牌生意,像中式酒樓外頭掛的××聯婚、街坊的慶典搭台布景。黃說,這門手藝,看來將會式微。
黃乃忠是深水埗福榮街重建項目中,最後企圖拒遷的住戶,也是唯一的一個。之前曾問一直在跟進事件的張超雄,只剩下一戶「單打獨鬥」,恐怕說服力不大?文明社會,講究少數服從多數,怎地其他人都同意搬出,獨獨留下黃一戶?
張超雄答,其他人,根本也沒選擇,市建局說一定要拆,房協話一定要搬,民不與官鬥,大石砸死蟹,政府那種欺壓的迫遷手段,普通市民應付不來。
黃乃忠看上去卻也就像個普通市民,輕言細語、斯文淡定,沒有頭纏紅巾來一番聲嘶力歇,他的眼鏡片後,有那麼一抹堅毅就是了。他把玩着手上一個比巴掌大一點的袖珍花牌,沉吟說,希望可以到學校去推廣這種小型製作,代替一般的獎狀紀念旗。
無稽之談
那個早上,黃固然並非單人匹馬,而是有一批年輕的保青分子及一班舊街坊,實實在在地站在他身前身後聲援。一個街坊女子一度扯開喉嚨喊,她與其母原本開開心心地賣菜,給迫遷後,媽媽也就鬱鬱而終,「我都不知她是怎麼死的」。
張超雄說,只剩少數的一個,不等如公義已得實踐,已見彰顯。
誠然,少數服從多數,人家大美國的總統也是這樣選出來的,卻是,這次揀錯了,下次可以重頭再來,這就是民主。相對而生的透明、開放,包括敢為人民喉舌的新聞界,總有撥亂反正的渠道,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誠然,有誰會說文革中的大多數,跨整個國家版圖的年輕人大串連,就代表公義?有誰敢說,大多數話事呀,於是任何少數類別,亦即文明社會的弱勢社群—他們永遠弱勢—就都不必出手去幫,一手撥到陰溝就是?
熟悉黃乃忠這個名字,還是因為動物地球的黃繼仁早前在網上傳來訊息,謂黃乃忠給誣稱虐貓。那個早上,深水埗重建關注組在福榮街現場派發的單張,白紙黑字道來:「前陣子,漁護處以有人投訴黃乃忠虐貓為理由,要求上門調查,追問之下,透露了投訴者是房協,而房協卻於事後否認此事。事實上黃乃忠只是收養被遺棄貓隻……虐貓之說是無稽之談。」 有關房協一筆,令人極度不安,真有如此的滋擾迫遷手段?此事關乎一個政府部門的誠信,豈可不了了之。
官迫民反
那個早上,官府說黃乃忠「霸佔官地」,來強行收樓,但他的上訴官司仍在繼續。這個主角不願上演給抬走的煽情畫面,還幸有兆基創意書院讓他的花牌工作坊暫時棲身。問黃,或說他「貪心」、「搞事」?
搞事?他苦笑,「這長長一段日子的精神困擾」;而貪心云,他說,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受迫遷的不合理過程,他日後的花牌生計,這門手藝的未來。
不淨是一個人的故事,不淨是一門手藝的未來,牽涉公眾利益、新舊香港、官迫民反—或民不敢反、民反不了。
「唉,都不知有沒有用!」一個在大太陽下頂着傘,仍然一頭大汗、一臉通紅的女子,邊拉着她的智障孩子走下花園道邊說。那是另一個上午,足足兩個鐘頭,由集會到遊行至禮賓府請願,二百多個智障孩子的父母、老師校長以及義工,還有孩子本身,有好幾個且坐着輪椅,浩浩蕩蕩要求政府讓滿十八歲的智障學生,在九月開學時仍然可以上學。這是張超雄帶來的另一個故事。
請願的爸爸,包括張超雄。他的女兒剛滿十八歲,新高中制下,政府停止資助特殊教育學校的「超齡」學生。張在集會演說,說是「幫自己」,那當然是謙詞,他一直在幫的少數弱勢社群,還少得了嗎。雖然,他的切膚之痛,也是許多人的切膚之痛,包括「外人」。
有句老話,What the eye doesn’t see, the heart doesn’t grieve over。見了,知了,那份痛,就來了。年前曾受邀去訪天保民學校,那是主要為自閉症兒童辦的特殊教育,聽老師說,這些孩子學得慢,必須重重複複,有時候會沮喪,但一定要堅持。一個班上,有一對頭髮微鬈的孿生兒,讓我聯想自己孩子小時的模樣,其中一個,末了拉着我的手不想我走,那是任何為人母者瞬間都受不了的場景。
這些學生十八歲後,應該仍可繼續讀高中,容許留級生,起碼三年,還望可延長至六年。學生人數三百多,每年牽涉公帑大概五千萬,卻不會是額外花費,因為政府的教育撥款餘額,付得起有餘,遑論庫房根本水浸。「費事浪費納稅人的錢」?政府有沒有問過納稅人?
而孫明揚在哪?林瑞麟之流困身政治糾纏,民望負數尚有藉口,但負責教育的局長一樣讓市民看扁,眼下,就都明白了。
一周兩幕,大城小景,或可說小城大景,有「用」嗎?沒有民主政制的支撑,很難說。香港人與香港地,繼續蹉砣廝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