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不過一石之遙，有龐然而現代的貿易廣場，一貫的處處大理石，塊塊大玻璃。眼前這幢矮舊樓，留下的招牌有炎坤行電鍍器材、志誠汽車、樂聲捲閘。樓上外牆，且有室內樹幹根逼爆外露，幾讓人聯想吳哥窟。

當然還有黃乃忠的新忠花店。他的花店，做的是舊式花牌生意，像中式酒樓外頭掛的××聯婚、街坊的慶典搭台布景。黃說，這門手藝，看來將會式微。

黃乃忠是深水埗福榮街重建項目中，最後企圖拒遷的住戶，也是唯一的一個。之前曾問一直在跟進事件的張超雄，只剩下一戶「單打獨鬥」，恐怕說服力不大？文明社會，講究少數服從多數，怎地其他人都同意搬出，獨獨留下黃一戶？

張超雄答，其他人，根本也沒選擇，市建局說一定要拆，房協話一定要搬，民不與官鬥，大石砸死蟹，政府那種欺壓的迫遷手段，普通市民應付不來。

黃乃忠看上去卻也就像個普通市民，輕言細語、斯文淡定，沒有頭纏紅巾來一番聲嘶力歇，他的眼鏡片後，有那麼一抹堅毅就是了。他把玩着手上一個比巴掌大一點的袖珍花牌，沉吟說，希望可以到學校去推廣這種小型製作，代替一般的獎狀紀念旗。

無稽之談

那個早上，黃固然並非單人匹馬，而是有一批年輕的保青分子及一班舊街坊，實實在在地站在他身前身後聲援。一個街坊女子一度扯開喉嚨喊，她與其母原本開開心心地賣菜，給迫遷後，媽媽也就鬱鬱而終，「我都不知她是怎麼死的」。

張超雄說，只剩少數的一個，不等如公義已得實踐，已見彰顯。

誠然，少數服從多數，人家大美國的總統也是這樣選出來的，卻是，這次揀錯了，下次可以重頭再來，這就是民主。相對而生的透明、開放，包括敢為人民喉舌的新聞界，總有撥亂反正的渠道，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誠然，有誰會說文革中的大多數，跨整個國家版圖的年輕人大串連，就代表公義？有誰敢說，大多數話事呀，於是任何少數類別，亦即文明社會的弱勢社群—他們永遠弱勢—就都不必出手去幫，一手撥到陰溝就是？

熟悉黃乃忠這個名字，還是因為動物地球的黃繼仁早前在網上傳來訊息，謂黃乃忠給誣稱虐貓。那個早上，深水埗重建關注組在福榮街現場派發的單張，白紙黑字道來：「前陣子，漁護處以有人投訴黃乃忠虐貓為理由，要求上門調查，追問之下，透露了投訴者是房協，而房協卻於事後否認此事。事實上黃乃忠只是收養被遺棄貓隻……虐貓之說是無稽之談。」　　有關房協一筆，令人極度不安，真有如此的滋擾迫遷手段？此事關乎一個政府部門的誠信，豈可不了了之。

官迫民反

那個早上，官府說黃乃忠「霸佔官地」，來強行收樓，但他的上訴官司仍在繼續。這個主角不願上演給抬走的煽情畫面，還幸有兆基創意書院讓他的花牌工作坊暫時棲身。問黃，或說他「貪心」、「搞事」？

搞事？他苦笑，「這長長一段日子的精神困擾」；而貪心云，他說，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受迫遷的不合理過程，他日後的花牌生計，這門手藝的未來。

不淨是一個人的故事，不淨是一門手藝的未來，牽涉公眾利益、新舊香港、官迫民反—或民不敢反、民反不了。

「唉，都不知有沒有用！」一個在大太陽下頂着傘，仍然一頭大汗、一臉通紅的女子，邊拉着她的智障孩子走下花園道邊說。那是另一個上午，足足兩個鐘頭，由集會到遊行至禮賓府請願，二百多個智障孩子的父母、老師校長以及義工，還有孩子本身，有好幾個且坐着輪椅，浩浩蕩蕩要求政府讓滿十八歲的智障學生，在九月開學時仍然可以上學。這是張超雄帶來的另一個故事。

請願的爸爸，包括張超雄。他的女兒剛滿十八歲，新高中制下，政府停止資助特殊教育學校的「超齡」學生。張在集會演說，說是「幫自己」，那當然是謙詞，他一直在幫的少數弱勢社群，還少得了嗎。雖然，他的切膚之痛，也是許多人的切膚之痛，包括「外人」。

有句老話，What the eye doesn’t see, the heart doesn’t grieve over。見了，知了，那份痛，就來了。年前曾受邀去訪天保民學校，那是主要為自閉症兒童辦的特殊教育，聽老師說，這些孩子學得慢，必須重重複複，有時候會沮喪，但一定要堅持。一個班上，有一對頭髮微鬈的孿生兒，讓我聯想自己孩子小時的模樣，其中一個，末了拉着我的手不想我走，那是任何為人母者瞬間都受不了的場景。

這些學生十八歲後，應該仍可繼續讀高中，容許留級生，起碼三年，還望可延長至六年。學生人數三百多，每年牽涉公帑大概五千萬，卻不會是額外花費，因為政府的教育撥款餘額，付得起有餘，遑論庫房根本水浸。「費事浪費納稅人的錢」？政府有沒有問過納稅人？

而孫明揚在哪？林瑞麟之流困身政治糾纏，民望負數尚有藉口，但負責教育的局長一樣讓市民看扁，眼下，就都明白了。

一周兩幕，大城小景，或可說小城大景，有「用」嗎？沒有民主政制的支撑，很難說。香港人與香港地，繼續蹉砣廝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