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9 級大地震,千千萬萬的人民受災,在天地咆哮的驚慄畫面以外,我們見到人性最光輝的一面。
跟香港傳媒的角度不同,所謂人性最光輝,不一定是披頭散髮流血去捨身救人,或事必要壯烈地犧牲自己完成大我,而是一個社會即使面臨最殘酷的大自然威脅,居然仍能夠保持秩序,井井有條,災民個個冷靜排隊領取物資,沒有爭先恐後,更沒有呼天搶地;而政府更能第一時間反應,宣布全國超市、便利店等立即免費提供飲食給災民,所有開銷由政府埋單。人民有難,政府速速付鈔,速速承擔,有板有眼的。
這種光輝,就是文明的光輝,下至黎民,上至政府,在面臨最大考驗時都能夠臨危不亂,這就是日本民族性的成果,這是任何中華民族主義者,不管多極端,不管多討厭(小)日本,都不得不承認的優點。當然,日本人透過歷史,一直對海嘯這回事存有濃重的憂患意識,真的事發,也就沉應戰。不淨是誇誇其談甚麼國民教育、公民教育, 「五講四美三熱愛」,不淨是咀裏嚷嚷,拍個照然後一哄而散。真真正正的公德,他們就是做得到。
套用本國的詞彙,會不會有個別的打、砸、搶、燒事件?相信有,只是不會在大圍的場面出現,這就是大圍的民族特質,這就是國際形象。
甘地老早說過,地球有足夠的資源for everyone’s need,but not for everyone’s greed,早早警告人性的貪婪。出了大災難,憂傷而滑稽的,是見大陸網民展覽人性的另類陰暗面,反應不是悲天憫人,亦非同舟共濟、再加珍惜地球是我家,而是見憤青先「熱烈慶祝」日本地動山搖。
華「髒亂吵」日「知行合一」這種得政府操控認可的民族主義,最初見諸各大網上討論區,但不過數個鐘頭後,形勢逆轉,大陸網民由先前的「慶祝」,到紛紛討論大和民族面對災難的有序迅速反應,就由驚訝到羨慕,尤其是平日一直討厭的甚麼日本自衛隊,可以在四小時內趕到災區現場救災;內地同胞齊齊在網上比一比三年前的四川,這個……結果討論日本的救災高效率,又成了官方禁忌。
透過這次大災難的新聞,嘆人家做得到的,我們仍做不到。
在日本,好幾萬人霎時受災,國家仍不需要擔心會亂;在香港,不過幾百人的小集會,卻有市民會覺得很亂。也許,我們的血液裏,真有上一代遺傳下來「怕走難」的因子,打完日本仔又內戰,最驚顛沛流離。有說, 「中國人是要管的」,可是管來管去,似乎仍然是個亂字。
柏楊說的,醜陋的中國人總是「髒、亂、吵」,這既是現實,也是一種民族自我迷信。這番迷信,就是指我等人果然確係常常「髒、亂、吵」,因此掉過頭來,大家攜手竭斯底里地恐懼「髒、亂、吵」──凡人多就覺得必定會亂,凡意見不同就認為是吵,凡問題複雜點就恐怕是髒,於是迷信要穩定壓倒一切,迷信思想一定要一元化,變相縱容一言堂,「和諧」最好呀,亦即「河蟹」最穩陣、最安全。
回看日本人的自律克制,不是來自當權者由上而下的壓制,亦不是父母官式的「阿媽都係為你好」封建洗腦,而是從小配以王陽明式的「知行合一」品格培育;明朝理學家王陽明的學說,強烈影響了日本社會,包括明治維新的發起人。是諷刺的,我大明中國人的學說,只在日本開花結果。
「知行合一」,由日本父母教育小孩,重點是身教,家長不會「髒、亂、吵」,教出來的兒童就自然不會「髒、亂、吵」,一代傳一代,這不是學校的德育課、或甚麼公民國民教育可以取代的──早年我主持一個兒童電視節目,曾聽一個小學生說,他最氣憤爸爸用粗口罵他,說小孩不應講粗口。
再看東京政府顯然早有準備,面對突發危機會得立即處理災民的衣食住行,這些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特區政府應該學習的。
輪水大吵大鬧貽笑大方
比較一下香港?看看上周銅鑼灣、跑馬地爆水管的「聲勢」:水務署竟然要用足足五個鐘頭,才關得了那一帶的水喉。聽一些當業主法團委員的朋友埋怨,水務署在港島派發停水通知時,都會搞錯了大廈所用的水喉究竟是哪一條,結果宣布停水卻沒有停,沒有通知卻突然停水,情況根本不罕見;也即是說,平時大安旨意,系統混亂,面對突發情況,自然只會手忙腳亂。
更不要說全港竟然只有五架水車,當日派出三架,結果幾百人輪水,已因為有人打尖而大吵大鬧,幾乎大打出手。一旦大規模停水,港九新界難道每區只能分配到一架水車?到時為搶水打交的場面直播國際,肯定貽笑大方。
日本福島核電廠出意外,可有令特區政府擔心一下近在香港旁的大亞灣核電廠?有學者研究過,如果菲律賓北部的海溝發生有如日本的八點幾級強震,同樣十米高的海嘯就會直撲維港,淹沒兩岸的新舊填海區。誠然,這種地震發生的機會極低,但港府可有甚麼準備?
香港人自六十年代制水以後,除了03 年的沙士危機,幾乎過慣太平日子。長期自覺「有驚無險」的結果,就是從來沒有處理危機的能力。不要說海嘯演習,連走火警都好似嬉戲一樣,當意外來襲時,就沒有時間能力去檢討後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