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絕大部分擁抱民主的人,起初或多或少都曾受到司徒華或李柱銘的感染。由九七問題冒起至今,已近三十年長,他們在民主道路上的顛沛流離,大家都有切膚之痛。今日,兩人就政改的取態南轅北轍,亦即撕裂原本的共同體,分道揚鑣有說,兩條腿走路,又傾又砌,或許是好事。我卻沒有練乙錚高舉「多元化」的樂觀,亦擔心民主運動「自我感覺良好」的euphoria。政黨只是一個架構,說的,其實都是人。人,情關難過。
變心未變節
錯亂的說話或姿勢,正反相方,此起彼落,傷害已經造成。由激到爛,是爛撻撻、爛仔文化。這副爛,且可以不包括講粗口,因為粗口不時仍可視為本市井隨口宣洩文化耳。
近日聽到見到攻擊對手的惡形惡狀,無限上綱,聞而生厭,慘不忍睹。由激而爛到厭,香港人對政治或心灰意冷,或沒好氣,下次選舉,投票率會不會跌至像公投的不到二成?這會不會是民主運動的宿命?
有說,有激情總比政治冷感好。問題是,恐怕激的人多,但因為厭惡而走開而變冷漠的人更多,政情就更見一面倒。大聲的少數,真的蓋過沉默的大多數。
我同意李柱銘,反對民主黨的所謂優化方案。多加功能組別的五個區議會議席,就會變成五個變相直選的位?隨時是葉國謙乘五!功能組別選舉,從來是全港一個區,泛民除非團結一致,不然不會夠財力去爭這五席。
還不久前,明明聽得民主黨說,他們的方案務必要一籃子通過,忽然籃子只剩下一根菜,都要?令人錯愕而失望—un-do-able呀,於是聯想到「出賣」的字眼。
饒是這樣,由司徒華數起,民主黨的何俊仁、劉慧卿及張文光等,仍然是我尊敬的朋友。他們確有變心,但沒變節。人,總有變心的權利,不然不會有離婚。當然,這番變心,牽涉公眾利益、人民福祉。民主黨的前途,由人民決定。他們這番孤注一擲,反而令我相信他們真心相信這是好的抉擇。這一筆,尚待日後證明,但重點是一個信字,都是這麼走過來的風雨同路人,不,不單是人,是朋友。
像劉慧卿一九九一年放棄記者職位,宣布參選,我們喝茶時,她分手的一句話,是「為民主努力」。後來參加她的婚禮,這新娘子祝酒的一句話,仍然可以是「to democracy」。這樣的一個女子,這些年的努力與付出、心血與堅持有目共睹,我愛劉慧卿。我不同意這個朋友這次的政治決定,但我仍然尊重及愛這個朋友,同時亦得承認,她的決定並非全無民意基礎。
是的,電視上見劉慧卿忽然去跟建制派的擁躉談笑甚歡似握手,突兀而難看。但是,身為朋友,可以想像她的心路歷程,她剛烈而真。那夜,在立法會外看電視直播聽她的解說,隨附身邊許多的惡意至惡毒的攻擊,全跟她的名字掛,令人神傷。劉慧卿一直為民主身。
也像何俊仁,聽過許多他如何仗義幫人的故事,默默地,不邀功,沒「攝」鏡頭博上位,更不會開記招宣布「成功爭取」。沒齒不忘的,是聽《開放》雜誌總編娓娓道來,何俊仁如何當上《湖南商報》記者師濤的媽媽的維權律師,由香港幫到美國,替因什麼六四文件被控洩露國家機密罪的師濤討回點公道,亦力爭雅虎的賠償。
信風雨故人
這樣說,並非只為朋友講好話,而是一提政治人的風骨及過往紀錄,這些,未必是吹vuvu小喇叭的年輕人全都理解。這裏說的,不是新聞起哄,是歷史根據。
同一套發言,由何、劉等道來,不盡同意,對他們仍有充沛的信任與尊重。由「廿蚊張」道來,學年輕人說:「收皮啦」。這不叫雙重標準,這叫人的因素。政治,原該重制度多於重人,但在眼前莫名其妙的制度下,敵我混淆,一定要先看當事人的可信指數、歷史指數。
歷史,總是古老。眼前,是政治與新聞。政治上,是「優化」方案說,要取消奴隸制度,先多增加奴隸人數,因為新的奴隸都會有疑似主人的風采。而媒體本身,亦撲索迷離。那日,見《蘋果日報》的頭版標題,是「政改方案第一仗過關」,《大公報》的,赫然亦是「政改方案,先過一關」。明明是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報紙,腔調何其相似。但資本市場,有真金白銀的消費自由,本報讀者會選擇繼續相信這麼年下來,自己一貫的、同樣這麼走過來的觀感。我信《蘋果》,不信《大公》。
香港這麼一個小城,來去折騰的也不過是臍眼政治吧﹗但要明白的,是這個櫥窗,這塊跳板,要守得住。如果連這一丁點地方的基本民主訴求都守不住,那麼大陸的同胞還有什麼爭取的指望。在上面,新聞自由、司法獨立都談不上。
年輕人林輝有一句話:「一味鬧、衝、撞、惡,已經變成例牌菜,好悶」。不怕,只要不變成打、砸、搶、燒就好。怕的,是老一輩見鬧、惡等姿勢要生悶生厭,揮一揮衣袖,都不出來投票了。
衝擊鐵馬,確是不算激,因為怎樣也激不過政府出動坦克。但人世有一些準繩,生活有生活的樣子,並非隨意叫罵,然後反駁「老就大晒呀」、「病就大晒呀」,就過得了關。
早年劉慧卿出書,邀我寫文,我的標題是「我愛劉慧卿」。近年余若薇出書,亦來邀供稿,我寫「我信余若薇」。一直喜歡性格一樣剛烈而真的長毛,不日若他出書,如果也叫我寫點什麼,希望可以說,「我梁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