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七九年，有魏京生的北京之春、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兼四個現代化。那年夏天，我自新聞系畢業，從加拿大回港，一頭栽進記者生涯，抱着一顆「紅」心。那時候聽前輩說，香港，是中國新聞的跳板。

　　八十年代初，轉職電視媒介，大陸的訊息氛圍仍然封閉。卻也因為封閉，什麼入境採訪規定仍然在摸索中，大家將將就就。清楚記得，那時候的電視台高層點名吩咐這個那個記者—我是其中之一—要有一個旅行袋長駐辦公室，裏頭放好證件衣物牙刷，以備不時北上採訪。

　　採訪目的固然包括其時的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會談，卻也包括突發事故，像桂林空難、三水沉船。老闆一聲令下，挽着一小袋細軟，就上路了。

新華社較港澳辦開放

　　那時候的香港新華社是有實無名的外辦，對上述「這個好像不太好」、不合規格的採訪行為是知道的，但都只是隻眼開隻眼閉。一個印象是，那時候的新華社中人都對開放改革抱着一份紅心，我們私下閒聊談天，都是朋友，其中毛鈞年等高層，更是人物。

　　一次，我們正式受邀到西安採訪開放旅遊。那個行程自然經過嚴謹的安排審查，見接待我們電視隊的單位人員戰戰兢兢，又要抓緊，又不敢得罪香港客人，不住客氣而堅定地提醒：不許四處亂走，不准隨處亂拍。

　　本記者卻不管三七二十一，擅闖民居，隨意訪問了一個家庭，拍了個人情味故事。接待的單位同志事後得知，嚇得面青唇白，卻也終於給說服，故事內容毫不「敏感」。對方沒有要求看我們的錄影帶，遑論沒收。雙方愉快地分手，基於一個「信」字。

　　這一年，開放改革三十周年，卻只見愈是經濟開放，愈是訊息封閉。港澳辦公布港澳記者到內地採訪的新安排，包括須事先向中聯辦申請，更「須徵得被採訪單位和個人的同意」。於是回想，六四前，我是國際通訊社記者，在北大訪問吾爾開希、柴玲等學生領袖，事前肯定不可能先得批文。而在今日的新措施下，固然不可以在內地做街頭訪問，更不可擅闖大學，要訪民居，即使得到對方熱誠款待如在西安一幕，也顯然會犯法了。

　　擺明是走回頭路。港澳辦卻強調，新安排是為了便利採訪，「並非開倒車，亦不存在倒退，更無意為港澳媒體帶來麻煩和不便」。本市的中聯辦代表也說，新安排不是政治審查，並非收緊新聞自由，只是一般的新聞安排……云云。都是睜着眼睛，透過齒縫說的話。開放改革三十年，一貫的官方語言，一貫的newspeak。

　　今日世界，訊息已見無疆無界。發生了什麼事，一部手機攝錄，放上 YouTube，播通寰宇。於是惹得國際傳媒報道謂，中國有全世界最大的一支網絡警察隊伍。

　　愈是管不了，愈是怕，愈是要管，恐怕就愈是管不了。

　　去年北京辦奧運，一度對外放寬採訪限制，原來只是曇花一現的小陽春。國際特赦組織的二○○八世界人權報告說，中國奧運一役的一點新聞自由只屬「短暫放寬」（a temporary loosening）。與此同時，繼續有內地記者因為報道敏感議題，鋃鐺入獄。

　　都說，二○○九年，是北京老大一個政治敏感年：建國六十周年，「解放」西藏五十周年，「六四」二十周年；還有開放改革三十周年，五四運動九十周年。

　　近一個世紀前，懷抱一顆顆紅心的大學生，倡議「德先生」與「賽先生」。賽先生是science，科學。今日中國，連太空人—北京英文叫taikonaut—都有了。德先生，是democracy，民主。今日北京，也談發展「黨內民主」。溫家寶說過，中國不會抄襲西方的一套，而是根據我國國情自行發展民主……。

欠缺軟件的大國崛起

　　卻是，中國崛起，大國崛起，只見硬殼，沒有軟件。這軟件一詞，來自英文software。但回用傳統中文，一國的內涵，也實在太軟，不濟事。就像德先生的德，一樣可以是傳統中文的德。大國崛起，同時要以德服人。

　　透過新聞界，世人知道中國有毒奶粉、假豉油及冒牌「法拉利」，還有各式牽涉人禍的天災，着着予人話柄。先讓一小撮人富起來，卻令一大撮人心靈空虛，把「德」這個字束之高閣。

　　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出訪亞洲，第一站不是中國，而是日本，那個外交關係的先後之分，明白得很。在中國，且看希女士會不會就人權、西藏等問題向北京「訓話」。

　　話說達賴喇嘛流亡海外五十周年，開始向西方記者流露擔心，不知如何找到繼任人。根據喇嘛教義，他們有自己一套神秘的尋找方式，但開宗明義無宗教，不信神佛的中共—國際媒體話到此處，總語帶訕笑嘲諷—卻堅持由他們來欽點就好。較新消息是，北京開始重新禁止外國人，包括記者，進入西藏一帶。

　　眼下，香港記者要到西藏，大概想也不必想。當然，「政治正確」一派除外。

　　一國兩制之下，原可讓香港這一小撮人先民主起來。但同樣地，相對於八十年代北京高官談香港的豪情壯語，走的是回頭路，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控制。香港不開放大氣電波，要把「不聽話」的香港電台置諸死地而後快。

　　還望這一代的記者繼續有熾熱的紅心，不會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