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六四二十周年，收到一大袋紀念物事。帶點愉快的偏見，最愛的是浸大新聞系同學出版的《也無風雨也無晴》，而因為最簡單直接受觸動的，是一張名片尺碼的卡片，黑底泛着一根燭光，旁印「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悼念六四二十周年」，着人到維園集會去。小卡片沒註明出處，不叫你支持，非央你捐款，無名氏的自發行為，完全無償，格外叫人感動。

卻是，任何社會運動，終也要先有組織，有名有姓，確切有支聯會這個招牌，司徒華這類字號，生出呼召，再有時間地點，才會引出民間自發的相應行為。

周前，網上有個年輕人發訊前來談天，說在六月三日會在中聯辦前有個絕食行動，着我為之推廣聲援。他強調行動沒有組織，摒除標籤，完全是網民自發，讀他細說因由後，不可能不支持。於是答：「到時見。」對方立刻糾正：「不，你不會見到我，我不在香港。」吓？哦當然，這是互聯網。

為警的無奈

虛擬世界的聯繫力量。那個周三，網上傳來正規的類同訊息，於是想，年輕人的行動肯定未去申請，或被指阻街，或有不愉快場面，應有新聞界在場「保護」。於是去電三家中文、一家英文報館，及一間電視台……新聞界的朋友遺憾，有關六四的故事多得吃不消，採訪資源有限。最終，也有一個報紙記者出現。

最終，來自虛擬的力量，仍要得現實中的主流傳媒發揚光大。網上的凝聚力，未見澎湃。中聯辦外，那日事發之際，絕食的兩個年輕人，素未謀面，反而兩個前來聲援的—一個中學生，一個大學生—之前熟悉。但一個明天仍要上學，另一個第二天要實習，所以都未能參加全程行動。看着四張，後來五張、六張年輕的臉孔，天漸漸黑將起來，開始習慣對年輕人面的敏感，這是翌日燭光集會的前奏。

中聯辦外，一個絕食者的爸爸也在場，幫忙打點。他說：「兒子的民主理念，都由我灌輸。」這個並不老的老爸也幫忙與警察周旋。事實是，警方人員的數目，一度比行動中人的多得多。不，一點事故都沒有。警察客氣提議：「或許你們到對面街？」不予理睬。警官禮貌提示：「不好在（中聯辦）外牆貼標語？」只予聳聳肩。終於沒好氣，是第二次有ＣＩＤ形態人物來問我幾時走，答：「你又不是請我吃飯，我幾時走，關誰什麼事？」　　當然也明白，警方只是要「做好呢份工」。這一年，也更深體會為警的無奈，「對不起，上頭問，要向上頭交差」，支聯會宣布的十五至二十萬集會人數，有沒有誇大？不敢說，但警方說的六萬多人，就肯定「誇小」。這許年下來，通常在維園的天后站入口徘徊，這一年，第一次見不是一條，而是兩條人龍左右湧入。翌日《國際先驅論壇報》的頭版頭條報道，就三番四次比較主辦單位與香港警方就人數點算的屢屢分歧，那個有意無意間的效果，就是「唱衰」了香港警方。即使真個這樣，也與誰無尤，因為這次的警民分歧，差距實在太大，迫人遐思警方數字的因由，提升對官方數字的疑惑。

《一九八四》

這一年，對六四最震撼的感受，並非來自網上，雖然一個由網民製作的《抗戰二十年》短片，激情熱血，實在好得無以復加；趙紫陽的回憶錄，也沒有什麼未為人知的史實，讀着，只覺深沉的悲哀；而那個萬千燭光迫爆維園的畫面，也是熟悉，比前更闊更長就是，「預咗」。這一年，六月四日，在上述國際報紙的評論版，讀到留美大陸女作家 Yiyun Li的一篇六四自我評述，忽地一身疙瘩。

因為她的故事實在太 Orwellian，太似奧維爾的《一九八四》。又或該說，那份白色恐怖、黑夜等不及黎明的戰慄，非常的卡夫卡。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北京一個十六歲的中學男生躲在天安門廣場附近一株樹上，目睹「一個男孩胸前中槍，一個年輕男人給坦克輾過，一個女孩子的前額給子彈穿過。」六月五日，這個少年人跟大概二十個同學說了他的目擊經過。

作者說，那年七月，學校有意識形態教育班，班上，學生都要坦白在之前的學潮中做過什麼，同時毌忘舉報他人。「Admit nothing, my parents said。」什麼也沒說，「雖然我的醫科生姊姊曾到天安門去治療絕食的學生」，她當然也沒舉報那個男同學。

八九年冬天，學校開始有社交舞練習班，「我們女孩子咭咭笑，男孩子大都害羞緊張」，男女一起華爾茲。一個下午，那個男同學，亦是一直對他有點荳芽夢意思的少年，跟她一面旋轉一面說，兩個公安到學校來盤問他，他什麼也沒說，公安似乎什麼都知道……那二十個同學……那篇文字，標題「Dance with democracy」。

做賊的感覺

作者寫道，若是編劇，或就虛擬兩個年輕人從此手牽手，心連心挑戰險惡的未來之類，但在現實生活，少年的她一面跟着他轉，她的手在他的手中發冷，「在那支歌播完之前，我已開始把自己從他的生命中抽走。」她怕。

「One does not have to steal to feel like a thief.」一個人不一定要偷東西才自覺是賊，作者說。當一個社會要求親朋戚友、左鄰右里互相舉報，人性中的為求自保，就都流露了。還幸那個男生得校長出手拯救，承諾上頭會好好教育這個「失落的靈魂」。二十年後，作者仍然自覺不清白，就像那二十個舉報的同學，她一樣出賣了朋友。One does not have to steal to feel like a thief。

所以一定要保住香港。這一年，參加絕食的年輕人名字，都曾見報，不必舉報，沒問題罷。而那張無名氏燭光下卡片，會不會有「有勢力人士」去追源溯本？所以一定要保住香港的自由，爭取全盤民主。那張卡片，明年循環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