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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2008
雙龍會 – 芝加哥男孩與深水埗阿伯
自從特區政府於○三年廢除租務管制後，深水埗的牀位拜「自由市場」所賜，月租已高達一千元，另加水費、電費、按金等，令不少貧困人士望牀興歎。臨時立法會於回歸後廢除了勞工集體談判權，工人的工資在受「自由市場」支配下而每況愈下，竟然可低至時薪十五元，連工人最基本的尊嚴也被剝削掉。我們的超級市場、燃油市場亦受惠於「自由市場」，令大財團得以壟斷市場、牟取暴利，直接增加了我們的經濟成本，減低了我們的競爭能力。這都是特區政府信奉絕對「自由市場」經濟論的結果。
自由市場的「缺陷」
事實上，自七十年代「芝加哥男孩」之崛起，至九十年代「華盛頓共識」之出現，自由市場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論似乎已攻陷了很多資本主義社會；其中極力擁護的代言人當然有著名的格林斯潘(Greenspan)和特區政府極為崇拜、視若神明的佛利文(Friedman)。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一直高度倡議「大市場、小政府」及「不干預政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唯一的指標。然而時移世易，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認他對自由市場的信念存在重要的「缺陷」。而特區政府一向大力吹捧的「經濟好、大家好」之「漏斗式」(trickle-downeffect)經濟論也受到美國著名經濟學者及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Stiglitz)的大力鞭撻，特區政府的經濟立場實在必須盡快反思修正。
事實上，當商業利益與公眾利益產生矛盾或需要維持恰當平衡時，一個負責任政府之取捨，實在是顯而易見的。公共設施私營化所帶來的禍害確實是有目共睹：領匯、東西海底隧道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這亦是最近激進政黨抬頭的根本原因。從他們的角度而言，自由市場經濟論，只是官商勾結的藉口罷了；自由市場在偏袒大商家的不公平競爭下，是寡頭壟斷的溫牀、是漠視公眾利益的罪魁禍首。
史迪格里茲在他的著作《世界的另一種可能》(MakingGlobalizationWork)便指出，現代經濟學的中心理念已不再是以效率為主了；一種跟得上潮流的現代政治經濟理論，應該同時符合社會公義及公平原則。從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角度而言，追求經濟成功的目標不應只是令一小撮市場既得利益者得益，而是要讓廣大市民同時得以受惠。
撥亂反正的勇氣
政府不是一家商業公司，管治的目的也不單是增加財富，而是要盡量讓所有人合理地分享到經濟成果。當自由市場失調時，政府便有責任介入，尋找一個平衡點，防止商業利益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盲目地堅持「不干預政策」是政府推卸責任的表現。因此設立最低工資、訂立公平競爭法、停止公共設施私有化，甚至收回東西兩隧經營權等，都是刻不容緩的，是改善特區政治經濟環境的必要措施。但願曾蔭權也有格林斯潘的勇氣，撥亂反正，重新回到負責任政府的路上，這才是香港社稷之福。